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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2014年1期
杨念群老师的新书《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虽说是个随笔集,却引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越来越“廉价”,读书人越来越“不值钱”。以读书为业、以写字为生的人,应当何去何从?带着这样的疑问,2013年11月,《国家人文历史》记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间咖啡馆专访了杨念群。
  说来可笑,大学和咖啡馆其实是读书人的发祥地。在这样一个颇有隐喻意味的地方,我们开始了一场探讨读书人命运的交流。
  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国历):“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这句话缺一个主语,或者说这个主语是一个潜台词。我猜测,这个主语应该是读书人。什么是读书人?
  杨念群:中国的读书人自然是源于“士”阶层,“士”的产生有很多的学者做过研究,在这方面余英时先生研究得比较深入。
  不过,士人、读书人和知识分子,还是有区别的,他们与“儒”也有一定区别,而“儒”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也是个问题。有一种说法,说“儒”最早就是跳大神的“巫”,“巫”与“王”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天、地、人,也就是充当上天和人间的中介。这是早期的儒者。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之后,“儒”这个人群分散到民间。早期的儒家,比如说孔子,逐渐变成一个民间的教师,起到了传承“礼”的责任,从这时开始“儒”就逐步分化,最终形成了后来的读书人群体。
  国历:说起读书人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焚书坑儒。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以吏为师,似乎很保守。但与此同时,秦国并不排斥他国知识分子来秦从政。比如,张仪、吕不韦,这些“外国人”照样能活跃在秦朝的政治舞台上。那个时代算是读书人比较黑暗的时代吗?
  杨念群:虽然秦国以吏为师,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前提,当时的秦国地处西北边陲,属于一个蛮夷国家,其文明程度与中原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秦国统治者一直渴望从边缘到中心,因此就必然以开放的态度来接纳中原地区的人才。在以吏为师的思想指导下,秦国的人才政策还是比较开放的。
  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儒家和我们今天想象的儒家不大一样,这个群体很复杂。儒家中包括了巫者、方士,他们之中有求雨者、做法者、求仙者,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先秦儒家就是宣扬“仁义礼智”的读书人。对于崇尚法家的秦国人而言,儒家遭到排斥是很自然的事情。
  国历:在陆川拍摄的电影《王的盛宴》中,汉初士人被描绘得唯唯诺诺。在我的印象里,汉初“布衣将相”个性张扬。即便到了武帝“罢百尊儒”之后,汉代的士人仍然是一个有血性的群体。汉代的读书人是怎样的状态?
  杨念群:对于读书人的态度,两汉有很大的不同。刘邦就瞧不起读书人,如张良等人都是以谋士、策士的身份出现。反过来,刘秀就非常好读书。因为刘秀好读书,士风大振。东汉的读书人自然就比西汉的读书人要舒服得多。
  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不过,我们也没必要过分夸大这一思想的作用。“汉家天下,王霸道杂之”,实际上,西汉的政治始终在儒家、道家、法家之间徘徊,儒家并不占优势。汉武帝独尊儒术,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道家和法家的势力很大。
  从政治操作层面看,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在制度安排上全面采取儒家的政策。虽然汉武帝弄了很多经学博士,集中到汉廷里专门做学问,表现出对儒家很尊崇,但儒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作用仍然非常微小,更没有深入到基层社会。
  国历:盛唐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个以诗歌著称的时代,有一类诗叫边塞诗。这说明许多有作诗能力的读书人长期在边塞服役。对于边塞,盛唐的诗人们是向往还是无奈?
  杨念群:这个现在很难判断。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李世民自己就是胡人。大唐帝国实际上是一个由尚武的胡人皇帝统治的国家。陈寅恪先生说,在唐代很多秀才并不以读书为上,反而去学习弓马。当时的读书人并非纯粹读书,他们根本不穿长袍大袖,也不谈玄论道,反倒是显示出独特的尚武精神。那是一种胡汉相杂的文化,读书人的性情也与汉代有所不同,与宋明时代差距更大。
  国历:宋代君主提出“与士大夫共天下”,读书人在宋朝应当说很舒服。从待遇上来说,宋代官员薪俸很高,还有各种补贴,这与明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您怎么看待宋代读书人的幸福生活?
  杨念群:唐代是一个胡汉混杂的时代,而宋代相对比较单纯,这就是所谓“唐宋转型”。宋代是儒家做大、做强的一个时代。汉人强烈排斥胡人,夷夏之辩被逐步强化。由于在军事上不给力,所以就必须强化敌我意识,以文化的优越感支撑信念。
  读书人在中国的地位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的读书人往往和皇权紧密相关,皇帝把你抬高,你就厉害,皇帝贬你,你就完蛋。如果仅仅以这种标准来看,宋代肯定是读书人感觉最好的时期。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中,精神上或许更加有张力。
  国历:由于朱元璋起兵有一种独立战争的意味,他也就成为了汉民族的解放者,在道德上有天然的优越性。因此明代读书人好像都矮了半截。口口声声说“君父”如何如何,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变化?您在《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中提到,您最喜欢晚明,能说说是什么道理?
  杨念群:朱元璋出身底层,由于自己文化不高,所以就有意地压抑士人。与其他专制王朝相比,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当然,如果你和宋朝比就差远了。你要是和清朝比又好一些。清朝君臣是主子和奴才,比明朝的君臣父子更甚。不过,从明朝开始到清朝,读书人的地位在逐步的降低,这是一个事实。比如明朝,朱家王爷们薪俸特别高,官员的薪俸特别低。尽管明朝皇帝改变了对读书人宽厚的政策,但读书人的空间仍然比较大。
  近世中国,儒家有两个高峰,一个是朱熹,一个是王阳明。朱熹更强调一种制度建设,于是宗族在朱熹以后变得非常普遍,并在明清社会延续了下来,成为儒家思想的根基。明代继承了宋代的传统,读书人一直拥有集会结社等基本权利。比如,明代讲学的风气很盛,书院遍立,流派纷呈,读书人集会、结社,实际上就是今天说的学术、思想自由。在苏州就有过上千人的集会,大家席地而坐,畅所欲言,还支起大锅做饭。这在清朝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不可能有一个朝代是完美的,我喜欢明朝也是相对的。相对于清朝,晚明是一个适合于读书人生活的时代。清朝的皇帝非常强势,这种强势带来了帝国空前的版图和盛极一时的武功,但强势的后果就是人民被迫放弃个人权力,甚至是尊严。
  与清代不同,明代的读书人有着自己的精神力量,民间社会的能量很大,这就对读书人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很多人不畏廷杖,冒死进谏,皇帝真是没办法,打死他吧!反而在道德上是把他拔高了,皇帝却要落个昏庸无道的骂名,谏臣以死博得了名节。海瑞的例子恰恰证明了明代的士风。清朝就变了,明末还有死谏的大臣,抗争的士子。清朝呢?书院不能开了,集会不能讲了,士风也就完了。换言之,民间社会没了,道德支撑也没了。你死谏的结果就是被杀头,然后什么都没有。
  在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批评。我想在任何时代,统治者还是需要鼓励读书人说话。当然这需要一种制度安排,不能因为读书人的“闲话”就不能正常行政了,比如明朝末年,读书人以大义左右朝政,影响用人、施政,确实是问题。东林党人最后能操控科举的名额,逐渐形成了利益集团,这肯定是负面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封杀读书人的声音。万马齐喑是最可怕的。
  国历:在您的书里把清代描写成读书人生活状况最糟糕的一个时期。康雍乾三朝搞文字狱,对读书人精神上的压抑究竟有多残酷?
  杨念群:文字狱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针对个人。有些很著名的文字狱个案,几乎不可思议。一个疯子说了一些疯话就被杖杀。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个疯子、精神病,完全可以免死,但就必须杖杀。这就是一种控制,叫你感受到一种恐怖。当然,这只是文字狱的一个方面。
  实际上,文字狱是一种全面控制社会舆论的技术手段,几个大的案子不过是冰山一角。康熙年间的文字狱,虽然有名,但处理相对比较轻。雍正时期的“曾静案”基本采用了一种思想改造的形式。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最为严酷,超过一百件。但那时候没有互联网,谁知道啊?似乎对读书人的影响并不大。
  文字狱的升级不在于发生的频次,而在于技术手段的臻于完善。比如修订《四库全书》,以建设国家级文化工程的名义征书,表面上是要征集历朝历代的书籍进行文化建设。实际上,征书的过程就是毁书。
  这个过程还是对官员的培训,培养他们的政治嗅觉和控制技术。在修订《四库全书》期间,乾隆皇帝用谕旨教导各地督抚,征什么样的书,禁什么样的书,逐渐培养官员的政治嗅觉。官员们必须猜皇帝的心思,又不能做得过了,这里边轻重的把握,分寸的拿捏,学问大了,经过长时间的调教,官员们逐渐形成了条件反射。这个过程就是专制体制的一种自我建构,大清国逐渐培养出一大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庸官,也就造成了舆论空间越收越紧,读书人说话的权力最终被完全被剥夺。
  国历:雍正朝的“曾静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件。雍正和乾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对待曾静。雍正与之对谈,并把他变成一个宣讲员,到各地讲自己的错误。乾隆呢?一登基就把曾静杀了。您怎么看这两种处理方法?
  杨念群:雍正的办法近乎于一种思想改造运动。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使用这种办法,叫你写思想汇报、自我检讨,让你自觉自愿地去糟蹋自己。但是,乾隆的控制技术并不比雍正差,雍正和乾隆的方法相结合,一方面改造你,一方面控制你,最终完成了大清帝国对舆论的完全控制。
  雍正年间,年羹尧获罪之后,钱名世以 “曲尽谄媚、颂扬奸恶”的罪名被革去职衔,发回原籍。雍正亲自写下“名教罪人”悬其门。日后每月初一十五,常州知府、武进知县会到他家门前检查该牌匾是否悬挂。不仅如此,雍正还发动385位文臣写诗文声讨其“劣迹罪行”。这些诗文雍正皇帝会亲自审阅、修改,有些官员因为写批判钱名世的诗文不用心,被雍正批为“浮泛不切”,并发还重做,雍正要利用“斗” 钱名世,提高官员们的“境界”,不配合的、不用心的、应付差事的,都被视为不可靠的,因此有官员因批判钱名世不力而被革职流放。最终文章全由雍正帝审核通过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用上好的宣纸刻印,刊行全国。
  国历:您刚才说,中国读书人的地位全靠皇帝的恩赐。似乎皇帝对读书人越来越坏。读书人的反抗也越来越弱。皇帝和读书人总在博弈。现在皇帝没有了,读书人的地位也没怎么提高,您怎么看?
  杨念群:皇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价值凝聚符号,谁是皇帝不重要,但这个位置能够凝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力量,作为一个象征存在。皇帝制度是世袭的,世袭就代表了一种文化传承,中国就有了坐标系,也就有了依托。有了文化传承,有了坐标系,有了依托,读书人才能有一定的位置。蛮族横行或者流氓当道的时代,读书人岂不是更加没活路?不光读书人,老百姓都没活路。
  还有一点我想谈,今天我们都在谈论代议制。实际上科举制度就是一种代议制。我们总是把科举制度理解为考试制度,其实科举不是考试制度,而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相对完善的,能把不同层次的读书人分配到不同的层次来参与国家治理,并推行教化的一项制度安排。你看,科举的名额按区域分配,每个区域中,谁来获得这个名额呢?自然是士绅阶级和读书人。他们是地方上的中流砥柱,自然是民意代表的最佳人选。同时,科举制度是有等级的,秀才、举人、进士层层递进,就如市议员、省议员、国会议员等等。
  秀才是有身份的人,拥有免劳役、见官不跪等权利。秀才往往是族长或乡里有地位的人,他就是民意代表。一个秀才上不去了,就会在地方上做慈善,修桥铺路,利用自己的身份给县衙写信,汇报地方上的一些问题。老百姓也可以通过秀才向上面反映问题。科举制度被我们自己破坏了,很可惜。我刚才讲要有文化传承,有坐标系,有依托。具体说,皇帝、科举这些东西就是文化传承,就是一个民族的坐标系,就是一个国家的依托。
  国历:读书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放眼全球,号称最自由的美国,知识分子也挺边缘,几乎完全退守象牙塔。美国的读书人估计也很郁闷。时代发展到今天,读书人、知识分子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即便你到了一个最开放的民主社会,照样被无情地边缘化。您觉得这是一种悲哀吗?
  杨念群: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读书人是否重要有两个标准:读书人,尤其是人文学科的读书人,对国家的影响力在降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个标准是读书人内心的满足、自我修养和审美。只要你自己觉得对,觉得好玩,玩到极致了,谁认可不认可不重要。其实,只要你玩到极致了,必然被大家广泛认可。比如钱钟书,钱钟书算是民国遗珠。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难见了。从长远看,一个时代能留下几个这种人物,就是大福气。
  国历:法国知识分子似乎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知识分子群体,又受政府重视,又受民众爱戴,说个啥都有人听。法国有点像宋朝,一个比较弱势的二流国家,但过得还挺富裕。这么一个国家算是知识分子的天堂吧?
  杨念群:有道理。福柯的《词与物》,很难读的一本书,在法国居然就卖了几十万本。法国才多少人啊?就有几十万人去看一本完全莫名其妙的书。
  法国算是知识分子最舒服的地方了。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六十年代的法国左翼势力很强大,政府就把一些知识分子招去献计献策。法国知识分子非常明白自己的位置,表示说,“我们不会这些,我们就会批评!”我想,知识分子必须在社会上扮演自己适合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与政府若即若离,与民众保持距离。直接介入政府就变成了幕僚,过分亲近民众就沦为了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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