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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文本解读的逻辑

来源:历史教学·中学版      2014年2期   

  历史教学自然要关注历史文本解读。然对此似乎存在三个误区:一是将文本解读理解成照本宣科,因此用新课程是“用教材教”的帽子来否定之;二是将文本解读误当作汉儒注经,认为逐字逐句,枯燥乏味,投入既大,又收效甚微;三是貌似文本解读,其实文本既偏离,解读更错谬。笔者认为,文本解读须按一定的逻辑来进行,本文拟以人民版《新文化运动》为例来谈谈这方面的几点思考。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批评。
  教材的编写是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的。在我们“备教材”的阶段,应该在这方面花大力气。人民版《新文化运动》分“《新青年》与新觉醒”“高扬科学民主大旗”“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三目来编写,涵盖了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内容(过程)及评价。这是教科书在编写重大历史事件时的一般逻辑。就本课而言,编者还有一个相当明晰的逻辑,那就是紧紧围绕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进行编写(见表1):
  与北师大版、岳麓版、人教版三个版本相比,人民版的这个编写逻辑尤其明显。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做对比阅读。这样编写,一是明晰了新文化运动三个主要内容之间的关联;二是更直接地呼应了专题导语。①明乎此,有利于我们确定本课主题和基本框架,有利于我们有节制地而不是过度地处理某些内容。
  事实上,联系下一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我们还会发现编者的另一个隐而不显的逻辑,即尽量展示新文化运动的过程(见表2):
  由此反观《新文化运动》一课,其立足主要内容的编写模式,倒是难以兼顾时间的先后顺序了。如先讲了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次讲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再讲1917年1月和2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在理清了教材的逻辑后,我们应该想想历史的逻辑,适当地将教材的“空白”补上。所谓历史的逻辑,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发生的逻辑。以文学革命为例,笔者在听课中,发现对白话文的误读何止少数,简直要将白话文的发明权颁给胡适了。这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展望杂志》所犯的错误何其相似。①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说得明白:
  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现在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以为文学的运动是这几年来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这是大错的。我们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十五年前的作品……我们今日收的功效,其实大部分全靠那无数白话文人、白话诗人替我们种下的种子,造成了空气。②
  白话文重在言文合一,其取代文言文解决了文体的问题。但要创造出白话文学,则须从八项主张入手,则须推倒雕琢、陈腐、艰涩的旧文学,建设平易、新鲜、通俗的新文学。陈独秀为什么“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胡适之声援呢?陈独秀认为,“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而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③这样就比较好地呼应了教材中“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新文化运动者还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这句话。我们由此可以认识到鲁迅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价值,一则“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一则“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④
  二是历史研究的逻辑。历史研究重证据,强调论从史出。《新文化运动》一课对运动的片面性是这样叙述的:“他们把一切中国文化都看做是落后的,甚至把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做封建文化加以否定,而把一切西方文化都看做是进步的。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显然,这里只有“论”而没有“史”。这就要求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增加一些直观的史料,以便学生体会。笔者提供了《新青年》同人评价传统戏曲的一些言论:
  钱玄同说,“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关闭不可”,“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
  傅斯年自言“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却声称“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现在流行的旧戏,颇难当得起文学两字”。
  同样自称“门外汉”的周作人,断言中国旧戏该废的理由是“从世界戏曲发达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的野蛮”和中国旧戏“有害于‘世道人心’”,“至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①
  上述言论的张力在于《新青年》同人要废掉传统戏曲,大唱西洋戏的赞歌,却不惮以“门外汉”自居。我们仿佛拿着一张江湖游医开具的自诩灵验无比的药方,内心岂不恐惧?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有助于学生理解教材的结论。当然此处可以举出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世界语问题的讨论。
  在整理了教材的逻辑,填补了教材的“空白”后,我们就须致力于“备学生”了。须知这也是文本解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心系学生的逻辑:
  一是学生认知的逻辑。我们须知本课所讲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归纳的产物,归纳是一种较高的能力,若不分解,学生未必理解;我们须知当前学生的时空观念不容乐观,尤其在专题史的编写模式下更显严峻。笔者在做好“备教材”的工夫后,曾设计过一种方案,即立足教材,按照历史演进的逻辑编列新文化运动大事记(见表3)。
  通过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内容,便于学生较完整地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过程,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一目中的相关内容,当然在本课不宜铺陈。通过阅读所摘录的原文相关文字,以及适当穿插的生动的历史事实,以便学生把握新文化运动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二是学生评价的逻辑。学生喜欢一门功课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看是否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兴趣。历史本身是生动的,倘若因为我们的教学,而让历史变得枯燥,岂不是一种罪过?在这一课中,我们可以穿插诸多真实的例子,而不必老是打扰祥林嫂。试举两例。
  解读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时,笔者提供了下面这段材料:
  1919年春天,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主任在《数理杂志》发表了两篇古怪有趣的文章,主题是论述妇女问题与数学的关系。教授把《易经》《河图》《仪礼》等扯在一起,认为“一”代表男人,“二”代表女人,如果没有“一”,就不会有“二”,因此,如果没有男人,就不会有女人。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应该服从她的父亲或丈夫。其次,“一”加“二”等于结婚,因为这样产生“三”,这是一个奇数,代表阳或男,而不是代表阴或女的偶数,所以女人应该服从儿子。这位作者在社会上被崇拜作维护所谓“国粹”的保守派领袖,享受极大的声誉。①
  然后让学生去找寻其中的荒诞。荒诞之一,没有男人,就不会有女人,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也可以说,没有女人,就不会有男人;荒诞之二,现实告诉我们,夫妇所生不一定都是男的,那么“一”加“二”产生的“三”为什么只代表男性;荒诞之三,史地系主任在《数理杂志》上阐述妇女问题与数学的关系,这是何等的“专业”?这究竟是何种科学?荒诞之四,荒诞的恰是这么荒诞的妄人居然是领袖,享受极大的声誉。当然这则材料还可以用以解读批判封建伦理道德部分。
  解读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时,笔者提供了如下材料:
  民国政府的“褒扬条例”对“节烈贞操”的妇女给予褒奖。请看1918年的案例: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试用了9种不同的方法自杀,在受了98天的苦难折磨后,终于自杀成功。死后,她被当做了女子的道德楷模。于是乎,一个19岁的订了婚的少女想学她的方法,然绝食七天却没有成功。很多人为失掉了一个道德模范感到遗憾。②
  又是一串荒诞。我们能感觉到这种真实的荒诞,绝无自诩高明之意,这样就不是历史地看问题了,这不过是反映出时代在进步,置身在这个时代的我们也在进步。我们能触摸到这种荒诞的真实,恰恰表明了文明进步的不易,恰恰提示了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艰难,恰恰彰显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总之,“用教材教”不等于不要教材,教材依然是我们教学的起点,我们须对编者怀有崇敬之心,用心地去感受其中三昧。在此基础上,用心地去寻找原材料和相关研究,拓展视野,增加底气,将教材读得更厚实。然后,在充分考虑学生的基础上,用心去安排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手段、教学的方法和教学的形式。通过文本解读这个组合拳,让历史教学成为教师与教材彼此对话、教师与史学相互交往、教师与学生共同发展的良性过程。
  【作者简介】方军,男,1975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温州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和命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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