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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名士多


来源:新华月报·上      2012年2期   

  济南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若论及其第一人文建筑,则非历下亭莫属。历下亭,如今坐落在大明湖的湖中岛上,中古时代,则在济南古城西门外的古大明湖畔,原本称作“客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状写客亭周边环境时说:“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水木清华,风光旖旎,历下亭因此成为济南风流雅士经常举行雅会的所在。
  公元745年,也就是唐玄宗天宝四年,时逢夏天,年轻诗人杜甫游历齐州济南,恰逢誉满天下的文苑名宿北海太守李邕也在齐州。于是,作为杜甫儿时的好友,同时也是李邕族孙的齐州司马李之芳设宴历下亭,宴请李、杜二人,并由济南当地名士作陪。良辰美景,云山助兴,玉佩当歌,杜甫把酒赋诗《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云:
  东藩驻皂盖,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蕴真惬所欲,落日将如何?/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
  这是诗圣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而作,至今仅存3篇的华美乐章之一。其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凝聚了诗人对济南人文景观的倾慕之情,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传诵不绝。尤其“济南名士多”一句,可谓是对济南名士辈出文化现象的高度概括。当然,从杜甫之后1000多年的历史发展来看,又不啻是一个预言。
  名士之乡
  济南位于泰山之北,济水之南,是控扼华北与江淮、中原内陆与山东半岛的咽喉重地和交通枢纽。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决定了济南区域中心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由县城(历城)到郡城(济南郡),由郡城到州城(齐州),由州城到府城(济南府),最后于明初又一跃成为山东省省城。水路四通,舟车辐辏,人众物阜,工贾毕集,簪缨相望,文化资源雄厚,每得风气之先,故而人才辈出。
  济南郡治最初设在东平陵(今济南章丘龙山镇),西晋末年才向西迁到了“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的历城。经过一二百年的城市建设,到了南北朝时期,济南已初步形成山水园林之城的风貌和格局。
  到了北宋,曾巩、晁补之等历任太守,以诗人的艺术审美来规划和建设整个济南城市,济南遂成为饮誉天下的园林之城。
  “吾济富山水,人称名士乡。”明边贡将济南多名士归因于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这是有道理的。湖山泉林的风烟胜赏,能够满足名士的审美体验和隐逸情结,也有助于养成风雅的情调和浪漫的生活方式,尤其对于山水诗人和山水画家来说,湖山泉林更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从前,大明湖小沧浪亭有一副对联:“烟水此间真酒地,风光今日是诗天。”济南得天独厚的山水园林,决定其必定是一座名士之城。
  中国的文化中心,春秋时在鲁国曲阜,战国时在齐国临淄。齐文化为泱泱大国之风,具有鲜明浪漫色彩和变革精神。鲁文化则是一种内敛式的道德文化。济南地区夹处在齐鲁之间,其文化是沐浴着齐风鲁雨成长起来的。然而相比之下,受齐文化的影响要大于受鲁文化的影响,所以济南名士一般都带有一些“齐气”。
  济南是齐鲁文化的重镇,俗尚文儒,兴学重教,如汉魏的经学教育,北朝隋唐的世家教育,北宋以后的府学教育、书院教育和私塾教育,乃至近代新式学堂教育,济南都居于同时期齐鲁大地乃至全国前列。发达的文教事业是造就名士辈出局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背景和条件。
  作为一座区域中心城市,济南既是山水园林之城,也是齐鲁文化重镇,这一切决定了济南是历代文人心驰神往之地,而“每有风流太守来”了。以人文发达的北宋来说,仁宗朝任齐州知州者有王陟、王贯之、李载、李逊、张揆(济南人)、郭劝、刘参、王绰、李肃之等,还有齐州通判王嘉言、祖无择等。神宗时期,先后出任齐州知州的有王广渊、王临、王居卿、曾巩、李师中、李肃之、李常、林积、张颉、韩铎、王临、范纯仁等,还有“东来只为林泉好”的齐州掌书记苏辙。文坛领袖欧阳修和大文豪苏轼也曾游历过济南。
  至于元代,元好问、郝经、李昶、王恽、赵孟烦、虞集、李洞等人,或游历济南,或仕宦济南,或侨居济南,也都是当时一流的名士。
  明清两代更是如此。
  外来名士在济南兴学重教,奖掖新人,与济南名士切磋学问诗艺,并对济南名士多有揄扬,这一切对于提振济南的文风,促进济南名士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诚如清代济南府淄川县诗人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中所说:
  济南固多名士,流寓亦盛。如唐之李、杜,宋之苏、黄、晁、曾,无不游览流连。国初,顾亭林、张祖望、闰古古、朱竹坨,皆以事久住。学使则前明薛文清、王文成,一代大儒。我朝则施愚山、黄昆圃,一世文宗。以此提倡,人物风雅安得不盛!名士的谱系
  春秋战国时期,济南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史籍把济南人一般笼统地记作“齐人”,要把春秋战国时“齐人”中的济南人分辨出来是不容易的。不过可以确知的济南名士有中医鼻祖扁鹊和阴阳五行学派大师邹衍。
  经学是汉代的主流学术,济南人伏生则是汉代经学的重要贡献者。秦始皇焚书坑儒,作为秦朝博士的伏生为挽中华文化于不坠,冒着生命危险将我国最早的一部文献《尚书》藏匿起来。汉初,伏生以《尚书》传授于齐鲁大地,又于汉文帝时献书于朝廷,成为“千万世经师之首”。
  伏生开创了济南的经学传统,自此以迄魏晋,济南名士多为经师儒士,即便有些名士在经学上没有多少建树,也多以习儒学经出身,如汉武帝时“弃编”“请缨”的少年英雄终军,汉哀帝时的太学生王咸(最早的学运领袖),皆可谓是济南名士的代表。
  东晋南北朝时期,济南名士大多来自房、崔等世家大族,以习礼诵经著称于世。以房氏家族为例,仅见载于《北史·房法寿传》,就有房景伯、房景先、房景远、房熊、房豹、房彦询以及大唐开国名相房玄龄等,都是当之无愧的一流名士。
  正是东晋南北朝时期,济南名士文化开始打上泉水园林文化的烙印。唐人段成式著有《酉阳杂俎》,书中所记发生在济南北郊房家园的两件轶事颇能说明问题。
  一次,房豹见房家园的梧桐树枝被人折断,痛惜地说:“何为伤吾凤条。”古人认为凤凰非桐木不栖,房豹故用“凤条”代指桐枝。魏晋名士发言吐词都颇具诗意,有唯美之感,对自然万物又一往情深。以此为标准,房豹无疑有着典型的名士风范。
  在房家园,房豹还曾办过一场齐州名士的月夜雅会,为翌日返回邺都的齐州参军尹孝逸饯行。会上,众人诗酒唱和,尹孝逸有诗云:“风沦历城水,月倚华山树。”这是现存最早的吟咏济南风情的名句。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北朝的济南,名园雅会的诗赋作品其数量可能相当可观,只是散佚失传,令人殊为惋惜。
  然而不论如何,济南的山水园林的风烟胜赏决定其必定是一座风流辈出的诗城。于是在唐朝前期,济南就诞生了“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的“文章四友”之一的崔融以及以“五百岁必有贤者生”自期的员半千等著名诗人、文人,而李白、杜甫游历济南湖山并留下千古传颂的华美诗篇,更为济南这座名士之城增添了一笔永恒的文化遗产。


  “历下军声从古盛,济南名士迩来多。”在北宋后期史学家刘攽看来,历下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而济南名士则以近来(北宋立国以来)为多。


  宋初,济南诞生了一位被清代诗宗王士稹推崇为“吾乡高逸第一流”的田诰。田诰之后,又先后涌现了“东州逸党”领袖范讽,以及“东州逸党”重要成员——李冠、李芝,北宋后期的张揆、张搂兄弟以及著名李格非等,堪称一流的济南名士。在以上济南名士中,李格非是苏轼门下的“后四学士”之一,深得苏轼的器重,而张掞则以其道德文章赢得了苏轼的钦慕,张搂死后,苏轼有诗凭吊云:“济南名士新凋丧,剑外生祠已洁除。”


  在宋代,济南还诞生了足以使济南文化雄视百代的两大名士,便是“济南二安”。李清照,号易安;辛弃疾,号幼安,都是彪炳千秋的伟大词人。清人王渔洋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日婉约,一日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济南二安”生当宋金之交,先后播迁南方。播迁南方的济南名士,还有南宋初年的宰相、同时也是诗人的吕颐浩,有著名学者兼文人的吕同老、周孚,以及迁居江南已历数代而对故乡依然一往情深的天下名士周密。


  金元之际乃至整个元代,济南是整个中国北方众望所归的文化高地,名士辈出,散曲家有“独擅才名四十年”的杜仁杰及其弟子刘敏中,更有集圣贤气象和名士风流于一身的张养浩。剧作家有武汉臣、岳伯川以及棣州的康进之和长期侨居济南的滕州人李洞。经世致用之学,则有地理学家潘昂霄,历史学家张起岩。其他见于史乘的济南名士还有李谦、李之绍、张炤、赵文昌、韩镛等。


  明朝前期的一百多年问,济南名士以诗人张绅为代表。成化年问,济南名士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弘治至万历的百余年间达到高潮,边贡、李攀龙、刘天民、王诏、谷继宗、殷士儋、许邦才、潘子雨、赵世卿、穆深、刘亮采、刘敕、叶承宗等,都是历城人,且大多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其中尤以边、李最为知名,前者为明代文坛“前七子”之一,后者为“后七子”之领袖。明人王象春说:“济上之诗,以边庭实先生为鼻祖,其后李于鳞、许殿卿、谷少岱、刘函山,不可胜数。济南名士多,从昔然矣。”叶承宗说:“国朝称四家,必推历下;称七子,必先济南——诗名大锡邑哉。吾邑诗派,创于廷实,而盛于于鳞。二公学宗西汉,诗法盛唐,文字之宗,以此为证。后来人结辞盟,家藏诗帙,虽复浅近,亦各名家。”历城诗派成就了济南“诗城”的美誉。


  明代,今济南属地诞生的一流名士还有“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著名戏曲作家章丘的李开先和被誉为“文学为一时冠”的平阴的于慎行。


  清初,济阳张尔岐以弘扬“正学”为己任,沉潜于经史,最终以治“三礼”而卓然成家。清代在学术上有突出贡献的济南名士还有乾隆年问著名藏书家和文献学家周永年,有嘉道之际的辑佚学大家马国翰。


  事实上,清代济南名士中仍以诗人居多。《清史稿·文苑传》称“国初诗人,山左为盛”。即以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所列山东诗人来看,49人中,济南府就占了20人。若以今济南辖区而论,虽然邓氏所列山左诗人中只有王苹为历城人,然而王士稹、田雯、蒲松龄等人或者长期居住济南,或者常来济南,他们的很多代表作品是在济南完成的,以济南诗人文人视之,并不为过。


  清代比较知名的济南诗人有朱缃、朱怀朴、朱令昭、朱曾传、刘伍宽、任弘远、朱照、尹廷兰、朱畹、翟凝、李廷芳等。以上提到的朱氏诗人,皆来自同一家族,是济南著名的诗人世家。


  嘉庆道光年问,济南诗人又成立大明湖鸥社。鸥社诗人的诗歌创作,远绍盛唐诗圣杜甫,近承明代先贤边、李,不过这已是历下诗派的流风余韵了。


  道光以后,内忧外患。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夺占大清河入海之后,济南又屡遭河水泛滥之患,经济衰退,文苑沉寂。张之洞《济南杂诗》云:“十里明湖成苇荡,百年名士等晨星。”可见晚清时代,济南名士文化之衰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清末民初以后,政局动荡,战乱不断,实业救国,新学兴起,旧学式微,以诗书为重的名士就越来越少了。


  名士的面孔


  司马迁在评论包括济南在内的整个齐地之民风时说:“齐带山海”,“齐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大国之风也”。唐代诗人杜牧说,济南人“多才力,重许可,能辛苦”。元代史学家于钦说:“忠义之风,齐俗为多”。《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云,济南府,“俗多织作,士务功名。习尚淳厚,民皆务本。敦厚阔达,多大节”。敦厚阔达多大节,更是集中地体现在历代济南名士身上。


  通检史籍,济南名士讲诚信、重言诺的事例不胜枚举。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出自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济南人刘廷式出身农家,邻舍翁甚贫,有一女,约与廷式为婚。后来廷式外出读书数年,科举中榜,回归乡间,这时临舍翁已死,其女因病致盲,家中一贫如洗,衣食无着。廷式使人申前好,而盲女家人辞以疾,仍以佣耕为生。廷式执意要履行婚约,说:“与翁有约,岂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终于同盲女成婚,婚后闺门极雍睦,并生有数子。后来廷式管理江州太平宫,妻死,哭之极哀。


  济南名士在疏阔豁达方面,清代杨爽是一个典型。杨爽《春愁》一诗云:“世无知尔方为贵,地有容吾不算贫。书带新生窗外草,瓶花自护雨中春。长将晓露论前事,只作风灯看此身。好客孟公思往昔,爱山灵运竟何人?”时人王培荀评论此诗说:“读之,想见胸无一事,笔有千卷,今高士传中人也”。


  济南名士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不含糊,毁家纾难、慷慨赴死的节义之士代不乏人,诚如明末叶承宗在《历城县志·忠义序》所言,济南“忠义之名甲于天下”。


  慷慨豪放、任达放诞、恃才傲物、使酒任气、倜傥不拘小节,不与流俗沉浮,不为名利所绊,是古代名士一个共有的特征,这在济南名士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范讽等“东州逸党”豪放剧饮,不循礼法,不守名检。李清照高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嗜饮酒,好博弈,慷慨豪迈之气“直欲压倒须眉”。辛弃疾慷慨悲歌、纵酒使气、倜傥风流,浑身上下散发着“齐气”。边贡为官南京,“优闲无事,游览江山,挥毫浮白,夜以继日”,最终以“纵酒废职”受到弹劾。李攀龙秉性孤介,恃才傲物,不同流俗,自称“风华落落一狂生”。他因不肯忍辱为上司捉刀作文,拂衣归乡,隐居于白雪楼,达官贵人来访,一概不见。其曾有诗云:“意气还从我辈生,功名且付儿曹立。”李开先被罢官后,其诗词文赋,多悲壮之音、激烈之辞。晚年,有人赠其一联云:“年几七十歌犹壮,曲有三千调转高。”王苹负才落拓,慷慨悲歌,“肮脏有奇气”。清代济南著名画家张雪鸿秉性潇洒,为人疏狂不羁,旷达自喜,遇权贵则意气兀傲,做县令时,藩宪求画,不予,云:“朝廷令职来作官,不命职来作画。”上官唯唯谢焉。


  历史上的济南名士,一般都有担承天下的胸怀、强烈的变革精神和创新意识,在许多方面引领风气之先。王育济先生在《济南历史文化的变迁与特征》一文中曾指出:“每当有大的历史变故之际,以济南或以济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每每会担承起文艺复兴或历史转型的责任,这是济南历史文化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曾子说,“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济南名士敢为历史责任的主要担承者和时代风潮的引领者。从先秦到明清,可以说明这一特征的史实: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创立五德终始说,并为即将诞生的新的统一王朝作理论上的准备;伏生献书与“两汉经学”;终军弃编请缨,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房玄龄“慨然有忧天下志”,杖策投唐,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泰山学派与儒学的复兴和“宋明理学”的产生;“济南二安”与宋词的婉约、豪放派;严实的“东平府学”与“元曲”的繁荣;明代边、李与历城诗派的兴起;李开先《宝剑记》与明代传奇(戏剧)的重振;明清之际王士稹定居秋柳园与山左诗派的兴起;顾炎武定居章丘20年与“明清实学”;张尔岐精研《三礼》,以弘扬“正学”、传续中华文化为己任;《醒世姻缘传》与市井小说;周永年与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设想;山东大学堂的“山东章程”与近代大学的兴起;济南自主开埠与实业救国。


  济南名士是济南城市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是济南城市的形象大使和形象代言人,他们为济南古城赢得了无限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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