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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1895—1990


中国现代史学家。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早年曾充当小学、中学教职,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西南联大、华西等大学教授,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主编《齐鲁学报》。1948年,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次年,南下广州,执教华侨大学。同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1955年获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参与创建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起定居台湾,历任台北阳明山中国文化学院(今文化大学)博士班班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监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等职。钱穆治史七十余年,涉及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领域。有论著七十余种,《刘向歆父子年谱》是其成名作,此著由史人经,以翔实史料为依据,证明汉刘歆既无必要,也无时间窜乱诸经,指出清儒的刘歆造经造史说乃门户之见,在经学史上开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径。
《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博征典籍,持史实为依据,列六国世系年表,然后以子证史,诸史互证,清理出先秦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作了总结。钱氏著作还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历史精神》、《秦汉史》、《中国思想史》、《朱子新学案》、《宋明理学概述》等数十种。钱穆在史学理论方面,多有建树。关于史学知识论,他认为历史记载人事,史学乃人事之学。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它具有时间上的绵延性,能由过去穿透现在直至将来,故对历史的总体考察,不能仅限于过去之人事。考察历史的眼光应从过去、现在而延伸至将来。由此去看待历史,历史乃为的历史,史学乃为生命之学。他强调历史与文化的同一性,认为历史就是文化精神的展开与演进,研究历史实即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故提出治国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钱穆重视史学的借鉴功能,强调史贵鉴古知今。主张立足现实而考察历史,强调治史应求以合于当今也,提出历史的过去与未来交织于现在,研究历史实即研究此一活跃于现在之事件。他重视史学的预见功能,认为史学应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关于历史认识论,钱穆主张将客观历史、历史材料、历史知识三个概念严格加以区分,他重视史家主体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取的历史知识,主张对史料背后意义的追寻,应诉诸于史家的主观理解,提出了史家的主观推想亦为研究历史之一重要方法。在四十年代初他还提出当今所需要的新史学家应具备关怀时事、察往知来、博闻多识、融会贯通四个条件,主张以是否征实求真与克服门户之见作为判断史家史德” (“心智修养”)的重要标准。关于史学方法论:(1)重视广征博考,去伪存真的历史考据法,认为考证应从材料入手,先寻事实。故凡立一说,必旁搜博采,博求佐证,对所寻证据应排比联络,一以贯之,然后再比较鉴别,钩稽异同,得出结论。反对为考据而考据,认为考据仅是治史的手段,而非目的,主张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2)提倡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去研究历史,着眼于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去观察和分析问题。(3)提倡异中求同,同中见异的历史比较研究,认为治史既须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又贵能异中求同,变中见常。关于历史编纂,他推崇以人为经,以事为纬的纪传体,认为分事写史易搀入著者主观成份而有违历史真相。主张治史应上下古今识其全部,提出以通史为主的治史门径,强调旧史新写,推崇通史编纂。钱穆把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划分为传统记诵派、科学考订派和宣传革新派三派。批评传统派专事训诂考据,不得大体,而流于琐碎;批评科学派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批评宣传派治史忽视事实而空言理论,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认为当今的新史学应以记诵考订派之功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针对古史辨派一味疑古之弊,他提出了疑非破信乃立信的观点,以及古史层累遗失说的主张,认为神话传说经过史家的重新审订和解释,可以用来研究上古史,通过考察古人活动的地理区域来推寻我国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主张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来勘证文献、研究古史。


知识来源:蒋大椿,陈启能
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99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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