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瞎子岛回归记

　张学良在东北上台并宣布“易帜”后,就想把中东路应得的权利拿回来,刚刚建立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也支持､鼓动张学良｡张学良把中东路苏方的头头脑脑抓了起来,将他们驱逐出境｡这样就引发了一场国际纠纷｡苏联开始大规模军事行动,派出重兵､炮队､重型装备､飞机,从几个方向发起战争,中国军队遭到失败｡在此过程中,从抚远方向进入中国的苏军正好经过黑瞎子岛,顺便就将黑瞎子岛占领了｡姜长斌强调,黑瞎子岛虽然被苏联占领,但是双方没有签订任何条约,中国历届政府也从来没有承认过｡
　　
　　占领以后,苏方并没有立刻进行大规模建设｡中国积贫积弱,对苏联的安全丝毫构不成威胁｡最后一批中国居民于1934年被苏联赶下岛｡上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后,苏军在岛上修了驻军工事､哨所,搞了移民,后来俄罗斯还修建了一座东正教小教堂｡这个教堂很具象征意义,意在宣示俄国主权｡
　　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为什么社会主义苏联会如此对待中国呢?姜长斌认为这跟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他说:
　　“对国际主义､国际伦理道德,苏联人并不怎么看重｡俄罗斯是从16世纪的莫斯科公国起源的,就靠着不断的侵略扩张,从最初的280万平方公里国土,一直扩展到苏联时期的2240万平方公里,成为世界上国土最大的国家｡在这种扩张传统中,沙俄形成了‘我的当然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传统｡毛泽东说过:‘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在观念文化上,俄罗斯信奉的国教是东正教｡1453年土耳其灭亡东正教中心拜占庭帝国后,莫斯科就自认为是正宗东正教的中心｡东正教的使命就是‘解救全人类’｡这两个传统加到一起,也就形成了俄罗斯扩张型的历史传统｡”
　　
　　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
　　由于俄罗斯的扩张传统,中俄中苏间复杂的历史关系,不同的国界观念以及勘界立标上的一些问题,中俄的边界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冷战史和苏联史专家､本刊资深撰稿人沈志华曾撰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并与苏联建交后,在中苏边境上实际存在着三条界线:条约线､苏图线和实际控制线｡
　　条约线就是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约定的国界线｡
　　苏图线是苏联方面绘制的地图所标示的边界线,许多地方偏离条约线画在中国境内,有些地方偏离的幅度还很大,事实上违约划走了中国的领土,这也是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的｡
　　实际控制线是中苏两方实际控制着的边界线｡苏方的实际控制线在有些地区跟条约线或苏图线一致,或基本一致,在有的地段则不仅大大越过了条约线,甚至还越过了苏图线,实际占据了一些中国领土｡中方的实际控制线基本没有越过条约线,但在有些地区越过了苏图线｡三条边界线并存的复杂状况造成了两国之间的领土争议｡
　　还有两处按照中俄历史条约规定属于中国,却被沙俄通过武力占去的领土｡一处是唐奴乌梁海地区,位于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方向俄国的东西伯利亚,面积约17.1万平方公里｡1914年4月5日,沙俄政府宣布为乌梁海的保护国,并派军队开进这一地区｡另一处就是曾被沙俄血腥屠杀､制造惨案的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现在黑龙江省黑河市黑龙江对岸俄国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地区,面积为4500多平方公里｡1900年7月,沙俄军队违约占领该地后,始终没有再归还中国｡
　　黑瞎子岛先是被苏联武力占领,之后,苏联又将苏图线画在抚远水道上,而不是按照条约订立的,画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口上｡
　　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领土账”,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说:“边界领土问题并不完全根据双边关系就能够得到解决或者是不解决｡东亚国家始终对于领土是非常重视的,某两个国家不会因为现在关系好了,边界问题就不存在了,或者说变得容易解决了｡边界问题的解决除了与对领土和边界的传统认识有关,跟它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是相一致的｡”在与苏联的“蜜月期”里,中苏边界领土问题被隐而不表,并非得到了解决｡1958年4月,中国外交部向边境省区发出通知指出,今后要逐步解决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7月,国务院边界委员会成立,开始全面规划划界工作｡最初,中苏边境省区勘察地形､调查研究的工作基本是在友好､信任的状态下和平地进行的,而且双方都实事求是｡但中苏交恶以后,悬而未决的边界领土问题让双方局势更加紧张,中苏边界谈判急需提上日程｡
　　
　　下篇 回 归
　　
　　中苏边界谈判的背景
　　在经历了短暂的中苏关系“蜜月期”后,到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对外战略方针政策上发生全面和根本的分歧,并造成了中苏国家利益的严重对立｡
　　1960年夏天,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发生苏联边防军捆绑､殴打和驱赶中国牧民的事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苏联挑起的第一次边境事件,说明苏联当局把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展到了国家关系领域｡1962年4月~5月,苏联又在我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六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同年12月,赫鲁晓夫又就中印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跟印度纠缠｡为回击苏联,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俄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文章重申了中国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的态度,并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统统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这以后,边界问题便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
　　
　　历史的拐点
　　1958年中国成立国务院边界委员会时,曾计划在1959年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却未曾想,从1964年2月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到2004年中俄签订《补充协定》,中俄国界全部确定,竟经历了漫长的40年｡谈判进程推进缓慢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立场和态度,同时与这期间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调整､两国内部发生的事情及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化都息息相关｡40年的谈判共经历了三次:第一次于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举行,第二次于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7月举行,第三次于1987年2月至1991年5月举行｡这期间几个历史的重要拐点使两国关系和边界谈判跌宕起伏､峰回路转｡
　　
　　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中,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是一个重要因素,谈判在快取得突破时,由于赫鲁晓夫下台而中断｡第一次谈判达成的协议没有形成法律文件,与赫鲁晓夫直接相关｡在谈判中,除了黑瞎子岛地区外,双方已就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的东段4200公里长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按照国际法准则划分岛屿归属的原则也得到确定｡苏方代表团于1964年6月底向莫斯科报告,建议暂将有分歧的黑瞎子岛地段“挂起来”,而先草签双方工作小组已经达成的协议,这一方案被莫斯科回复拒绝了｡赫鲁晓夫指示:“要么都解决,要么什么也不解决｡”据曾任苏联驻华大使的契尔沃年科透露,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离京回国后,他于当年9月底专程赴莫斯科,想说服赫鲁晓夫同意签署两国边界东段协议,却没见到赫鲁晓夫本人｡后来,赫鲁晓夫去黑海休假,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听取了契尔沃年科的汇报,赞成他的建议,并答应要“劝说”赫鲁晓夫｡契尔沃年科带着这一结果返回北京,却不料,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赫鲁晓夫被解职,第一次边界谈判也便随之中断｡

　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是边界矛盾爆发的结果,也使双方看到重开谈判的必要性｡早在1964年第一次谈判的时候,双方领导人就各自利用同外宾谈判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争取在边界谈判中争取主动,但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威胁,并且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甚至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撞压中国边民,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中国方面奋起反击,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地区爆发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苏联十分震惊,开始怀疑中国的动机和目的｡出于对中国联美抗苏的担心,勃列日涅夫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另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于是,毛泽东批准了苏联总理柯西金来北京会谈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达成“两国总理谅解”,这无疑是中苏边界谈判史上的大事｡双方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双方发生争议时,由边防部门联系解决的四点临时措施｡双方决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开始举行第二次边界谈判｡
　　没想到一谈就是九年｡第二次谈判几乎是“聋子对话”,没有达成什么协议｡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1979年底,苏联又出兵阿富汗,谈判便再次中断｡至此,加上苏联在中蒙边界陈兵,中国强烈感觉到苏联的军事威胁,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已经形成,中苏关系处于全面恶化｡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旧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是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当时,中美“八一七”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邓小平很快注意到勃氏讲话所传递的信息,指示中国外交部做出反应｡3月26日,也就是勃氏讲话后的第三天,中国外交部邀集七八十位中外记者,举行了新中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时任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发布了一个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此后,邓小平派特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将中方的态度传达给苏方,正式要求苏方主动扫除“三大障碍”,改善中苏关系｡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约见我国驻苏联临时代办马叙生,交来一份正式答复备忘录,称苏方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这样,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开始政治磋商｡
　　
　　这次政治磋商实际是1979年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期后建立新的中苏关系谈判的继续｡中国主张苏联首先必须消除三大障碍,突出强调的是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兵｡苏方则避实就虚,拒绝承认三大障碍的存在,坚持要制定有实际措施作保证的国家关系原则,重复其关于停止对敌宣传､增进经贸合作､互派留学生等具体建议｡
　　此后,中苏从多种渠道进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协商洽谈｡1982年到1985年,苏联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连续的葬礼活动成了一条特殊而有效的外交渠道｡通过“葬礼外交”,我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表现出松动姿态,并在促成高层互访､提高对话级别等方面实现了突破｡1984年9月联大会议期间,中苏两国外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正式会见,从此形成纽约外长会见的传统｡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考虑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并表示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讲话还说,苏联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划定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苏边界｡这次讲话是中苏边界谈判的又一个拐点,中方表示欢迎,并在1987年的纽约外长会见中商定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第三次边界谈判也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又一条重要渠道｡
　　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举世瞩目｡这次访问无论对于中苏边界谈判,还是中苏关系正常化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双方同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下,两国边界问题的谈判与具体划界开始走向正常轨道｡1987年2月开始的中苏第三轮边界谈判,双方较快地达成了协议,同意以目前中苏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
　　1990年4月,李鹏访问苏联｡这是自1964年周恩来访苏以来,中国总理首次踏上苏联国土｡接着1991年5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苏联进行了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是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回访｡访问同样取得巨大成功｡两国外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解决了除黑瞎子岛､阿巴该图洲渚两块争议地区以外的东段边界的所有问题｡
　　2004年10月14日,为解决阿巴该图洲渚和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中俄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上述两个地段的划界结果是:阿巴该图洲渚面积约62平方公里,划归我方38平方公里,划归俄方约24平方公里;黑瞎子岛洲渚面积约335平方公里,划归我方约171平方公里,划归俄方约164平方公里｡
　　
　　谈判的焦点
　　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边界谈判,还是国家关系谈判,中苏间的谈判都被称为“聋子对话”｡由于历史问题和中苏地位不平等的现实,中苏双方很难达成共识｡
　　第一次谈判一开始,中苏双方对边界领土问题态度的巨大差异就立即显现出来｡中方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苏联方面根本不承认存在边界问题,苏方认为苏联单方面主张的边界线就是惟一合法的边界线,不容置疑,更不能谈判｡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不平等条约､谈判的目的和谈判的基础三个问题｡
　　中方明确表示,中苏边界的19个条约都是沙俄与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这是历史事实｡但尽管如此,鉴于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现实情况,我们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而苏方从一开始就对条约的性质问题进行辩解,拒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关于谈判的目的,中方主张通过谈判,平等协商解决全部边界问题,而苏方则声称边界早已经划定,这条边界是条约划定的､历史形成的,由苏联边防军人实际守卫的｡苏方的意思实际是说苏方认为边界在哪里,就是在哪里,两国不存在任何边界问题,因此也不必进行边界谈判｡只是因为划界勘界已经过去多年,地形难免有变化,只对个别地段加以核定即可｡中苏边界有些地方没有条约依据,却被苏方占领,如唐奴乌梁海以及东部的界江､界河､山岭､湖泊等处均被苏军越界占领,有的只有军事分界线,如帕米尔地区的萨雷阔勒岭一线｡对这些苏联都用“历史形成”或“实际控制”加以解释｡
　　关于谈判的基础,中方主张以条约为基础,而苏方则强调以“条约文件”为基础,因为条约文件对苏方有利｡例如,在帕米尔地区,虽然边界未正式划定,但是有关条约确定了边界的走向,苏方却把双方就军事分界线的一个换文列为“条约文件”｡
　　第二次谈判以珍宝岛事件和“两国总理谅解”为背景,争议焦点主要是安全问题和是否存在争议地区｡
　　在这次谈判中,双方的态度和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中方最大的关切是解决安全问题,希望消除或至少缓和来自北方中蒙边境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谈判一开始,中方就希望确认1969年9月两国总理机场会谈的成果,签订中方根据“两国总理谅解”提出的中苏边界临时措施的协定草案｡苏方却拒绝讨论“临时措施”,双方就是否存在武力威胁､两国总理机场会谈达成了什么谅解等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后来苏方终于同意讨论“临时措施”,双方交换了几次方案,总是谈不拢｡这反映了强者和弱者的不同态度,实质上是苏联和中国不平等｡另外,由于条约线､苏图线､实际控制线不一致而形成的争议地区是客观存在的,苏联也拒不承认,主张“维持现状”就是要维持苏方主张的边界线,这同样是中苏不平等的体现｡

这10年谈判中,实际上并没有讨论边界走向,但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谈判是两国惟一正式的交往渠道｡
　　随着苏方承认争议地区的存在､确定了依据国际通行准则确立界河划界标准｡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三大障碍的消除､中苏新型国家关系的建立,第三次边界谈判进展得很顺利,从而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协定》｡接下来的焦点,便集中在阿巴该图洲渚和黑瞎子岛的问题上｡其中更为重要的是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它位于中国国界最东端,扼守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口,临近俄罗斯远东政治､经济中心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而这里恰恰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咽喉｡
　　苏联占据黑瞎子岛的时期,鉴于黑瞎子岛的重要战略地位,就采取过一些扼制中国的措施｡姜长斌说:“苏联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紧挨黑龙江建有一个国际机场,并从伯力修了一座跨江桥直通黑瞎子岛｡这个桥是有战略意图的,它可以开合,合上后中国的任何船只都无法航行｡多年来中国船只要想在两江间航行,只能走水浅泥多､必须经常疏通的抚远水道,那只是一条小支流｡”
　　另外,黑瞎子岛的自然资源很丰富｡李国强说:“岛上有70%的面积可以作为耕地,或者草场､牧场,这是这个岛最大的资源,这对于远东地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岛上还有很多珍贵的动物资源,比如毛皮兽､水鸟等｡在阿穆尔河和它的一些支流里,还有多种鱼｡这个岛的环境比较好,拥有旅游休闲娱乐的价值｡”
　　既然黑瞎子岛这么重要,因此两国间最终通过“一岛两国”解决问题就很不容易｡对此,李国强说:“这样一个结果是两国领导人解决边界领土的智慧的结晶｡解决边界领土,有各种各样的模式｡从历史上来讲,黑瞎子岛应该是属于中国的,但是从现实来讲,又是为俄罗斯所一直控制的｡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如何使双方达成一致,凝聚了很多智慧｡我个人始终认为,现在把它一分为二､大体上平分的这样一个结果,对双方来说基本上是公平合理的｡一岛两国的模式,也在国际上为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典范｡”
　　
　　如何看待黑瞎子岛的回归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在《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一书的序中写道: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表明了中国的最大诚意,也证明了中国方面的立场一开始就是合理､正确的,而苏联方面则是从沙俄领土扩张的角度看待中俄边界问题,核心就是要千方百计保全已经到手的土地,不管这些领土土地是用什么手段,是通过不平等条约,还是通过“实际控制”,或者通过策动“民族自决”等等手段取得的｡这就是多年来边界谈判所有争论产生的根源｡
　　如今中俄边界陆地边界已经尘埃落定,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对于中俄边界的最终解决都有一些异议｡“贯彻1991年《协定》和2004年《补充协定》,并非轻而易举｡俄方舆论､某些官员和学者先是反对交出多占的边界､江中岛屿,接着是强烈反对就黑瞎子岛进行谈判,认为俄政府是‘出卖’领土主权｡中方民众和学界也想不通,认为,既然是非法占领的,谈什么?!总的说来,中方是更能克制｡”姜长斌特意指出了这个问题｡
　　中国一些学者和民众的不满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对中俄19世纪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怀有积怨,愤懑不平,认为既然是不平等条约,那么,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为什么还要“以这些条约”为基础｡二是,中俄为什么要“平分”黑瞎子岛,既然它位于黑龙江主航道中方一侧,理应还给中国才是｡三是,我国知识界有一部分人认为,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过要废除沙俄逼迫清廷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什么不能照办｡
　　对此,姜长斌给予了解答:
　　“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虽是在中俄两国极不相称的实力对比情况下,尽管中国政府不情愿,但毕竟是由两国合法政府签订的,是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中国历届政府一向也是承认的｡新中国一贯奉行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武力夺取‘失地’是同我国的根本原则相悖的｡”
　　姜长斌认为,至于“平分”黑瞎子岛的问题,需要我们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全面考虑历史和现状,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从中俄两国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给予理解和谅解｡黑瞎子岛是苏联斯大林时期通过1929年中东路战争夺走的是历史事实,但现实情况是,它濒临俄罗斯远东重镇哈巴罗夫斯克城下,紧邻哈巴罗夫斯克国际机场,黑瞎子岛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都是战略要地;此外,从19世纪中俄签订那些不平等条约以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对之实行有效的开发和管理,中东路战争之后,岛上更没有中国人涉足之地,而俄国则对该岛实行军事控制并在岛上进行了某些开发——尽管是十分薄弱的,甚至是“象征性的”｡现在,通过国际条约,中国不仅分得了岛屿的“一半”,而且获得了中国军用和民用船只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自由通行的权利｡应该看到,黑瞎子岛问题如此解决对于中俄两国都是互谅互让的双赢办法｡至于列宁主张过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其实是对列宁的一种误解,列宁主张废除的只是“从1896年起的不平等条约”｡
　　
　　李国强则认为看待黑瞎子岛的回归既要记住历史,也要看到现实情况及中俄关系发展的大背景｡黑瞎子岛最终解决的一个最大的背景就是中俄两国政府面向21世纪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首先就要基于双边互信,如果双方始终不能就边界问题达成解决意向,互信就没有办法建立,也就无从谈起建立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边界问题､互信､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紧紧相关的一个链条｡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是双方艰苦谈判的一个结果,也是两国领导人解决边界领土的智慧的结晶｡
　　李国强强调,我们在考虑领土边界问题时,一直以来,基本的思路就是尊重历史､照顾现实,要处理好民族感情､历史渊源和现实之间的一个关系｡边界问题要得到解决,双方必须有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如果过度强调历史上的归属,那么黑瞎子岛的问题在我们预想的时间里将会长期得不到解决,中俄两国在黑瞎子岛周边地区的地区稳定和发展也就得不到保障｡放在国家和整个地区的稳定发展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考察,解决边界问题也是中俄两个大国在国际社会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李国强认为,从实际需求来说,黑瞎子岛的回归给我国东北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对中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贸合作将会带来非常好的机遇｡黑龙江地区近几年发展的困境就是对外经济合作缺乏通道､缺乏出口,而随着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及铁路､港口的建设,黑龙江和东北地区的对外合作拥有了新通道｡黑瞎子岛回归为促进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同时,回归后的黑瞎子岛,对于爱国主义教育也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