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汉族形成三部曲 [打印本页]
作者: lsjyx 时间: 2017-7-23 20:30 标题: 汉族形成三部曲
汉族从哪里来?多源的汉族是如何形成为统一的汉族的呢?
汉族的形成波澜壮阔、气势恢宏。在美丽、富饶、辽阔的中华大地上， 她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摇篮，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从点到线，从线 到面，像滚雪球一样，融合了许多民族，凝聚而形成。
公元前21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 开始了汉族滚雪球形成的第一步。此后，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770年， 商民族、周民族在黄河流域，楚民族、越民族在长江流域相继崛起，汉族形 成雪球的滚动出现了多元的态势。
春秋战国之时，汉族形成雪球滚动的范围扩大了，不仅在夏、商、周、 楚、越诸族之间滚动，而且还在部分蛮、夷、戎、狄中滚动。更重要的是在 雪球的滚动中，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融合成了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 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新民族——华夏民族。
秦始皇雄才大略，将华夏民族这个雪球的滚动推上了统一的轨道。汉承 秦制，华夏民族这个雪球在“大一统”中滚动发展转化为汉族。
这就是汉族在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中，滚雪球形成的三部曲。
(一)第一部曲：黄河和长江流域诸民族的崛起
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黄河流域第一个敲开民族大门的是夏部落。是夏 部落开始奏响了汉族形成的第一部曲。
1. 夏民族的形成
茫茫中原大地，浩浩黄河和长江流域，是谁最先从原始人类共同体的丛 林之中突破出来，进入民族的大门呢?是源于炎黄族群集团的夏部落。
对夏文化脉络的考古发现，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特别是 河南登封王城岗夏代遗址发掘的突破性成果，一下子把笼罩在夏王朝和夏民 族头上的迷雾拨开了。
据报道，在登封市告成镇西面约500米处，当地群众习惯叫“王城岗” 的地方，发掘出来了两座距今4000多年历史的古城遗址。两座古城东西相 连，城墙是用土分层夯筑而成的。古城内残存有夯土筑成的房屋基础和储藏 东西的地窖。在房屋夯土基础内，发现了埋有作为建房“奠基”的许多大人 和小孩的牺牲者，并出土了大量当时人们使用过的陶器、石器生产工具和石 箭头、骨箭头、蚌箭头等武器，以及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件青铜器残片。不少 考古工作者认为，登封王城岗的古城遗址，很可能就是夏王朝初期的“阳城” 遗址①。早在1979年徐中舒先生就认为，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分 布就是夏文化的中心地带，“夏史已见曙光”②，那么登封王城岗夏代遗址的 发掘就使夏史的光芒四射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科学的、坚实的基础上探讨夏民族的形成问 题了。
(1)夏民族形成前夕的中国社会
公元前23世纪至前22世纪，炎黄族群集团中的一支——夏部落——进 入了黄河中游的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这就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尧、舜、 禹时代。这是中国原始社会开始崩溃，即氏族公社制度瓦解，阶级出现，国 家和民族处在孕育之中的一个伟大的时代。
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牌饰
夏民族进入河、洛流域后，氏族公社制度开始瓦解的最重要的标志是文 明的出现。对此，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又可以成为当时社 会阶级产生和对立的历史见证。例如，在临汝煤山遗址的一个单身竖穴墓里， 竟发现有觚、爵、盉等专用酒器和贝、玉、绿松石等21件随葬品。但是，在 另外一些墓葬中，仅有一两件简陋的陶器，在矬李遗址的同期文化层的墓葬 中甚至找不到一件随葬品。这些差别巨大的墓葬，有没有头骨或下肢骨的墓 葬，甚至在灰坑中还发现了跪伏的一具人骨架，这些无疑都是被当做会说话 的工具——奴隶。同样，近年来在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城堡内发掘的几个 筑有坚硬夯土的坑中，发现了包括男女性成年、青年和儿童的结构完整而姿 态很不自然的骨架，一个坑少者两具，多者7具。据考古工作者研究，这些 埋有人骨架的夯土坑可能是大型夯土房基的“奠基坑”。无疑坑内死者的身份 也都是奴隶。又如，洛阳矬李遗址发现的两 座墓也很能说明问题，一号墓埋葬的是一个 生前被剁去双腿的男性，二号墓是一个被砍 了脑袋后埋葬的男性，二者均无随葬品①，可 见，那时的奴隶确实是可以任意杀戮的。这 一切都表明：夏史的文明曙光已照射到国家 和民族的大门口了。
在原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急骤变化的时 候，以夏部落为核心的炎黄族群集团社会也 开始发生了质变前的量变，其表现就是部落 联盟首领的质变。众所周知，早期部落联盟 的成员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联盟的目的主要 是为了抵御敌对部落的侵袭和掠夺而建立起 来的。这种联盟由各部落首领组成议事会作为权威性的组织，主要应付对外 的部落战争，同时也处理联盟各部落之间发生的种种问题。黄帝与炎帝组成 部落联盟时正是这种情况。
但是，到了尧、舜、禹时代却发生了新的变化，联盟成员之间的平等已 被联盟首领的权威所代替，最突出的事实就是尧、舜、禹在部落联盟中的首 领地位，并不是真正由民主选举而产生的，而是他们凭借武力争夺来的。我 们先来看尧的首领职位是怎样得来的。《淮南子·本经训》载：“逮至尧之时 ……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 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 脩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这个记载告诉我 们：尧的部落首领的位子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再看舜的首领职位又是怎样得 来的：盛传因舜贤，故尧让位于舜，其实当舜作尧的助手时，尧就不放心， “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①，而舜一旦羽翼丰满便凭 借武力取代了尧的首领地位， 《韩非子·说疑》称：“舜偪尧”;古本《竹书 纪年》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上行下效，“舜偪尧”，故禹也演 出了“偪舜”②的闹剧。历史上不少文人学士赞不绝口的“禅让”制，其实是 已经向国家和民族的大门迈进的部落联盟首领手中的一块遮羞布， 《列子·杨 朱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 下，享祚百年。”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于是，阶级的出现，部落联盟首领的变质，就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的 信息，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国家和第一个民族即将诞生了。
(2)夏民族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历史过程
相传夏后氏在进入河洛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时 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人们生活在氏族、部落的狭小世 界里，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同氏族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完全受血缘 关系的支配。据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传说中为黄帝后裔的夏后 氏，姒姓，共12个氏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 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些氏族组成为一个以夏后 氏为核心的原始血缘的大部落。
马克思说：“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而变 化和发展的。”③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特别是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 和使用，是生产力发展质变的主要标志。④正如《越绝书》卷十一所记：“禹 穴之时，以铜为兵，以 凿伊阙，通龙门，决江 导河，东注于海。”故 《史记·封禅书》云： “禹以九牧之金铸九 鼎。”《墨子·耕柱》亦 云启派蜚廉铸鼎于昆 吾。昆吾在今河南濮 阳西南，是古代非常 有名的一个产铜中心。 更引人注目的是与历 史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所在的中心地区大致相符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地 区，出土了形制和器种比较复杂的青铜器，其中有作工具用的铜凿、铜锛、 铜椎等，有作兵器用的戚、戈，还有作酒器用的爵以及小件铜器如铃、箭头、 鱼钩等。在二里头还发现有铸铜手工业作坊的遗址，有冶铜时留下的铜渣、 坩埚碎片，以及铸铜用的陶范残片。而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内四期的一个 灰坑内发掘出土的一件无可置疑的青铜器残片，确切地表明，相当于夏王 朝早期的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已经使用青铜器了。这些文献资料和考古发 掘都证明：历史已进入了青铜时代。对于夏民族的形成有意义的是：青铜 工具的出现和使用，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 了大禹时期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变化和发展，也反映了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 基础的形成。
中华九鼎复原图
这时，更有意义的是水井的发明。据《经典释文》引《周书》云：“黄 帝作井。” 《史记·五帝本纪》亦云：“舜穿井。” 《世本·作篇》云：“化益 作井。”宋衷注说：“化益，伯益也，尧臣。”可见水井的发明大约在禹治水 以前。对此，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遗址又提供了可靠的物 证。在洛阳矬李遗址发现水井一眼，“形制竖穴，平面为椭圆形，直径1.7 米，深6米多”①。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也发现水井②，在偃师灰嘴又发现一种 长方形水井①。很明显，水井的发明和使用，可以使人们摒弃江河日用水源， 向纵深开阔的地方聚落定居生产、生活，这在一定的条件和程度上，必然促 进夏部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定居下来，也必然促进农业生产迈向精耕细作。 这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实际的意义，对夏部落在向夏民族的过渡中形成稳 定的共同地域也有特殊的意义。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使交换和贸易成为可能。 在二里头的一个土坑内一次就出土了12枚贝，在另一些二里头的遗址中还 发现了仿海贝式样制成的小巧耐用的骨贝和石贝。很明显，在二里头出土 的贝，以及玉和绿松石等，都不是当地的产品，而是通过贸易和交换等方 式从外地引进的。对照古代文献，汉朝的《盐铁论·错币》中就记载：“夏 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由此可见，夏王朝使用的是 以贝为主的货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它反映了夏部落在走向崩溃 的历史进程中，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民族形成特别有意义的内部经济 联系的加强。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私有财产的产生，这就使剥削成为可能，氏族公 社里出现了贫富分化，而导致阶级的产生。例如，在有关夏王朝发动战争的 誓词中，就决定对不愿为奴隶主去打仗的人处以“孥戮”②。“孥”通“奴”， 指子女或妻子。“孥戮”即或以为奴，或加以刑戮。这些可以处以“孥戮” 的人就是奴隶。但是，本氏族、部落的人沦为奴隶，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 在战争变成正常职业的“英雄时代”，黄帝的后裔们对南方的三苗进行了长期 的战争，史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③。舜在与共工和鲧交战的时 候，也不放松对三苗的控制， 《韩非子·五蠢》即说：“当舜之时，有苗不 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于 戚舞，有苗乃服。”禹时更是大举进攻三苗，他在出兵誓师大会上说：“济济 有众，咸听朕言，非唯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于既率尔 群对(封) 诸群(君) 以征有苗。”④在一次战斗中，禹射中三苗的军事首领， 于是“苗师大乱，后乃遂幾”①，至使“子孙为隶，不夷于民”②。三苗的人 大多数被俘成了奴隶。
阶级的产生对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民族形成究竟有什么意义?从原始社会 崩溃的一般规律来看，这就是已经成了奴隶主阶级的氏族贵族为了维护和扩 大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力和利益，把氏族部落的管理机构变成了国家机关。这 个情况的出现也是逐步的。早在尧时，部落联盟内部就出现了初步的分职。 《淮南子·齐俗训》即云：“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 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舜时部落联盟的上层领导集团内部 的分职更为明确，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以舜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领导 机构由28人组成，分司徒(民政)、司空(水利)、后稷(农业)、工师(手工 业)、士(政法)、秩宗(礼)、虞(山林水产)、典乐(文化教育)、纳言(内务 外交)、四岳(参谋)、十二牧(督察) 等11个部门。这时国家虽然还没有正 式诞生，但却具有了国家政权雏形的框架。
到了大禹之时，原始社会的崩溃加快了步伐，其标志就是城堡的出现。 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在原始社会末期，城堡是奴隶主与奴隶两个对立阶级 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的产物，也是奴隶主阶级内部争夺统治权力的重要 设施。《孟子·万章上》就说：“禹避舜之子于阳城。” 《史记·夏本纪》也 说：“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前已提及，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很可能就 是夏王朝初期的“阳城”。还有河南淮阳县平粮台发现的规模比王城岗大四倍 的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堡遗址③，不仅用土坯砌墙，有城门和门卫房，还有排水 的陶管道，甚至还发现了高台建筑。这样，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设防 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新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 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④所以，笔者认为：王城岗遗址 以及平粮台遗址的发现说明在河南龙山文化的中晚期，也就是大禹时代，社 会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了。古本《竹书纪年》所云：“夏后氏，禹居阳城。” 《世本》所云：“禹都阳城。”都表明这时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的管理机 关“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组织， 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 民的机关了”①。这个机关就是国家。而在二里头遗址里发掘出来每边长约 100米、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宫殿遗址，也进一步证明夏国家政权的存 在。于是，“大同”之世变成了“小康”时代。禹传位于儿子启，“世袭王 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②，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 朝——宣告诞生。
恩格斯说：“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③在夏国 家建立的过程中，夏部落与夷人部落、羌人部落以及居住在河洛流域的其他 氏族、部落原有的血缘关系渐渐丧失了各自的意义，他们之间不断相互影响， 相互融合，在杂居一代比一代厉害的情况下，进行着新的整合。尊黄帝为始 祖的夏部落，与分别尊颛顼、帝喾、伯益、皋陶为始祖的蛮夷部落，以四岳 为宗神的羌人部落等结成新的部落联盟。也就是在征服三苗部落的过程中， 以夏后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逐渐团结而为“永久的联盟”，由此“朝民族的形 成跨出了第一步”④。
军事上的胜利，奴隶的不断增多，氏族公社制从被私有制打破缺口，到 阶级和国家产生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本氏族部落人员的流动迁徙，被征服氏 族部落的强迫迁移，都不断地打破和瓦解了氏族公社的纽带——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开始逐渐向地域关系转化。而且杂居得愈厉害，不同始祖的各氏族、 部落愈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越是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⑤。例如，早 在舜时，这个部落联盟就发生过“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 四裔”⑥的事，说明氏族部落的分化和血缘关系的破坏早在进行之中。舜在对 周围的氏族部落进行征服战争的过程中，还“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 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⑦。 对不同血缘的共工、兜、三苗、鲧等部落也进行分化瓦解，变其风俗。这 样，各氏族、部落之间不断地相互融合。因此，到禹时， 《左传》中所说的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①时的夏部落联盟，已不是以血缘关系为 纽带的人类共同体了。正如恩格斯论述古罗马民族形成时所指出的：这时 “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了;现在要加以划分 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住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②。 “万国”就不是氏族、部落的籍别，而是地域的区分了。
禹贡九州山川图
面对这种新的历史局面，禹在治服水患后，“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 度九山”③，把全国划 分为冀、兖、青、徐、 扬、荆、豫、梁、雍 九州④，就是水到渠成 的事了。《尚书·禹 贡》云：“九州攸同， 四隩既宅。”这就是说 九州统一了，四方可 居之地都奠定了。故 《左传·襄公四年》说： 夏统治者曾把其所统 治的广大地区“画为 九州，经启九道”。所 以禹划九州，从一定的意义上，标志着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这 时，也只有在这时，“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 统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⑤。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社会民族——夏民 族，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随着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基本完 成了。
(3)夏民族从初型到定型的发育
民族的形成，特别是从部落发展来的最初民族的形成，不是一步登天， 一下子就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它可分为初型和定型两个阶段，从 初型到定型有一个相当的发育时期。夏民族从形成初型到发育成定型，又经 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启以后，发生了太康失国之事，即传说中的东 方夷族后羿，乘机西进，“因夏民以代夏政”①，征服了夏民族。不久，后羿 又被其亲信伯明氏的寒浞所取代。只是到了少康时代，又经过了许多氏族、 部落的大混杂和融合，在夏遗臣靡的支持和配合下，在斟灌氏、斟氏余众 的拥护下，少康攻灭寒浞，杀其二子，重建夏朝，夏民族才稳定下来。其间， 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
2. 商民族的形成
继夏民族之后，第二个敲开民族大门的是商部落。
(1)商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
商民族最早居住在今山东半岛，属传说中的东夷集团。自认是玄鸟所生， 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②。据考，王亥的亥字，甲骨文上端所从，先为 鸟，次为崔萑，最后为隹。从祖庚到武乙，五六十年间，亥字从象形到抽 象化，由繁到简，由鸟到隹，无论从鸟从隹，无论有冠无冠，或以手操持， 都像是一只鸟，其发展演变之轨迹，一清二楚③，因此，王亥之亥从鸟就向我 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信息，确证远古时商是奉鸟为图腾的一个氏族部落。
相传商的始祖契，为帝喾的次妃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即《史记·殷本纪》 所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 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个卵生的神话传说表明当时还是只知其 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据历史记载，帝喾即舜，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而为舜的“司徒”，封于 商，赐姓子氏④，故商尊舜为远祖。《礼记·祭法》即云：“殷人禘喾。” 《国语·鲁语》亦云：“商人禘舜。”甲骨文中商民族的先世也叙到“夋”。 “夋”就是喾或舜。商与舜的这种关系，表明契时正是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 禹时代。
但是，由于商部落这时还是以畜牧为主的游牧部落，所以商部落“无定 处”①“不常厥邑”②的流动生活，见于记载的迁徙就有13次，特别是从契 至相土，不过三世，前后五迁，即契居蕃，昭明迁砥石，双迁商，相土再迁 泰山下，又迁回商丘。③相土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商部落逐步安定下 来。故相土后至汤建商王朝，虽经13世，但又迁徙三次，即帝芒三十三年， 由商迁于亳;孔甲九年，殷侯由殷又迁回商丘;汤再由商丘迁于亳④。这时商 部落的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世本》载：“胲作服牛，相土作 乘马。”这就是驯养牛马做畜力用于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故《管子·轻重戊》 说：“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这表明商部落 生产工具的改进。要发展农业，必须重视治理水患，兴建水利。史载冥治水 而死，成就了商部落的禹，而为后世隆重祭祀⑤，正是这种情况的具体反映。 从王亥子上甲微以后，商的祖先都以干支为名号，说明他们已有比较精确的 历法，反映商部落的农业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了。与此同时，商部落又“立 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⑥。“皂”是牲口槽;“牢”是牲口圈。“立皂 牢”即表明商部落的畜牧业从游牧发展到定居放牧了。在原始社会的生产力 水平下，这些情况都说明男子在氏族公社的生产中占了主导地位，表明商部 落大约在相土时已从母系公社过渡到了父系公社的时期。
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使得商部落很快强大起来。相土时，就乘夏王朝 太康失位之机，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方的势力，控制了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 心的广大地区。“相土烈烈，海外有截”⑦的记载，不仅反映了商部落地域的 扩大和商民族后裔对相土功绩的追颂，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氏族、部落首领在 战争中的英雄气概，反映了战争正在“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⑧。这样，奴隶 就会出现，阶级就会产生，氏族公社制度的末日快来到了，商部落在开始走 向崩溃的历史进程中，迎来了商国家和商民族的诞生。
(2)商民族在原始社会的崩溃中形成
就是在“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的历史条 件下，商部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一方面是氏族首领的选举制度变成了世袭制(父子世袭或兄弟相继)，促 使了国家的诞生。历史上记载的冥的儿子王亥在进行贸易时，被北方有易氏 部落杀死，并夺取了王亥的牛群。而王亥的儿子上甲微世袭了商部落的首领。 在甲骨卜辞中不仅上甲微受到隆重的祭礼，连王亥也被尊称为商祖亥。从上 甲微到汤的七代中，商部落的首领逐渐具有了国王的权力，使商部落的氏族 公社组织逐步转变为国家机构。
在这里，首先是商部落的氏族贵族们转化为“侯”。“侯”最初只是所谓 “射侯”之意。因为“侯”是古代行射时用兽皮或布做成的靶子。《周礼·天 官·司裘》就有“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 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的记载，所以《韩非子·八说》：“狸首 射侯，不当强弩趋发。”而在原始社会末期，射箭是贵族最重要的本领，商部 落首领选派射箭本领最好的人建国畿外，守卫边疆，名之为“侯”。这种 “侯”在甲骨文中还有的被称为男、子、伯、公等。拿“男”字来说，从甲骨 文的字看从田从耒，表示它是氏族公社内善于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的氏族贵 族。这都是商部落组织逐步转化为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是商部落的巫史转化为宗教官。原始社会和巫史，懂得一些天文 气象医药知识，会占卜符咒，在氏族公社组织中，充当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 后来，随着商部落首领权力的不断扩大，这些巫史利用占卜符咒，假借不愿 意，骗取信任，遂成为正在形成中的商王宗教官，甲骨卜辞中称之为“御史” “卿事”“夷”“尹”等。掌握神权的这种宗教官，同时掌握着文化知识，地 位很高，权力很大。例如辅佐汤灭夏桀的重要人物伊尹，就是出身于掌王祭 祀之事的小臣。由此可见，巫史向宗教官的转化，是商部落氏族公社组织逐 步转变为国家机构的又一个重要表现。
在这个转变中，汤对商国家的最后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史记·殷本 纪》记载：“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灭了葛国后，连续灭了夏 王朝在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柱韦、顾、昆吾等国，军威大振，正是“十一征而 无敌于天下”①。最后与夏会战于鸣条，夏王桀败逃而死，夏朝亡，一个新的 国家商王朝兴起。
另一方面是商部落从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的转化，促使了商民族的形成。 首先是商部落内部氏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一步步扩大，使得原来氏族赖以维 系的血缘纽带逐步废弛。有些氏族成员纷纷离开氏族原来的土地，或者到新 开垦的地区去，或者同没有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杂居。其具体情况现在虽然 已很难考释清楚，但郑樵的《通志略·氏族略》关于夏商时代共有62国记载， 使我们可以想见个大概。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分化、瓦解之时，国与氏族 几乎为同一东西，一国即等于一氏族，一氏族即等于一国，这62国虽然未必 就是夏商以前实际存在氏族的全体，但却是一个起码的数目。对这62个氏 族，我们可以断定：除一部分是商部落分化出来的氏族外，其余大部分是与 商部落不同血缘的氏族，例如有扈氏、冥氏、斟氏、戈氏、褒氏，据《史记· 夏本纪》记载就是属于夏民族的一部分。另外，我们知道，在商部落的发展 中，从契至汤曾经八次迁徙。在这频繁的迁徙过程中，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 落又必然会与夏民族以及其他血缘的氏族部落逐渐杂居起来，“亥宾于有易”② 即是一例。
在商部落与不同血缘的氏族部落杂居越来越厉害的同时，由于手工业的 发展和商业的兴起，商人和手工业工匠的来往奔走，混杂于各氏族部落之中， 使商人交换的市肆迅速发展起来。又由于战争的需要，为了保卫氏族贵族的 私有财产和生命安全，于是有围墙的城垣纷纷建立。这种市肆和城垣，商部 落称之为“邑”。这样，氏族部落的完整性受到破坏，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缘联 系逐渐消逝，而“邑”则成为不同血缘的氏族部落成员杂居的古代都市。杂 居的结果，必然是使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逐渐丧失其本来的意义，丧失其维 系氏族纽带的作用，血缘关系开始向地缘关系转化，在与夏王朝对抗以及征 服葛、韦、顾、昆吾等“国”的过程中，商部落与其他氏族部落间的杂居更 加普遍。因此，到汤时，支持汤灭夏的“万邦”③“万方”④，就都是按地域 划分的人了。汤在动员时说：“尔尚辅予一人， 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失言。 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①这就 是说只要积极与他一起伐夏桀，不管你是哪一 个氏族部落的人，都可以受到酬劳。反之，则 要受到处罚。故后来司马迁说：商人“其后分 封，以国为姓”②，就不是以氏族部落的籍别 为根据了。于是商王朝这种“国家基层单位已 经不是血缘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③。
至此，商部落基本上完成了从部落到民族 的过渡。但是，由于商王朝王室内部连续发生 王位的纷争：太甲前大权旁落伊尹之手，中丁 后又出现“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④的混战局面，再加上从汤 至盘庚迁都五次，“荡析离居，罔有定极”⑤，所以，直到盘庚都殷时，商民 族才稳定下来，其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过程才最后宣告完成。
商·史鼎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精辟地说：在原始社会，由于“劳动本 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 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与商业和手 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商部落也就 是这样，在原始社会崩溃的过程中，发展成了商王朝和商民族。
3. 周民族的形成
继夏民族和商民族之后，在以后的华夏族中起核心作用的周部落也迈进 了民族的大门。
(1)周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周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民族。自称“夏”或“有夏”⑥，大概 其远祖是古代夏族的一支。传说始祖名弃，母叫姜嫄，“厥初生民，时维姜 嫄”①，这是关于周民族始祖的最早记载。而“姜”“羌”古为同一字， “羌”字甲骨文作“ ”或“ ”，从羊，从人， 《说文解字》云：“羌，西戎 牧羊人也。”②意指牧羊人群。周民族以羌人为其始祖母，最初活动的地域在 渭水上游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漆水、沮水之间。其兴起于夏商之际，传说弃 做过夏的“农师”③。早年是商的一个属部，殷武丁时，他们还参加过商攻伐 鬼方的战争，卜辞中常称其为“周”或“周侯”④。
周民族是在“克商”的过程中形成和崛起的。它的形成过程大体可分为 两个阶段。自公刘到古公亶父为第一阶段，是周民族开始形成的时期;自季 历到武王为第二阶段，是周民族正式形成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公刘前，周部落已从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了父系氏族公社。 公刘时，周部落开始定居于豳。《诗经·公刘》中详细描述了公刘率领族人满 装干粮，携带弓矢干戈，一路察看地形，探找水源，以及盖房、修桥、造工 具，在豳定居下来的情景，生动地反映了周部落生产力日益增长，社会分工 日益扩大，阶级分化的历史背景。更重要的是，在这次迁徙过程中，周部落 与其他一些氏族部落杂居起来。《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 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 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在这里“百姓怀之，多徙而保 归焉”，表明周部落与其他氏族部落在豳开始杂居，血缘关系开始向地缘关系 转化。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公刘后经九世，传到了古公亶父时代。这时，周部落在北方游牧部落薰 鬻戎狄的逼迫下，古公亶父不得不放弃豳，带领本部落的人迁到了岐山之南 的周原定居。古公亶父走后，“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 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⑤。可见这时各氏族部落的相互杂居，比公刘时 更加厉害了。所以古公亶父只好“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⑥，让归附的 人以“邑”为单位居住。这时，古公亶父改“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落后 生活方式为“筑室”①而居，既反映共同地域的固定，又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 展，这就为周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从此以后， 本来是姬姓的周部落以“周原”这个地名为据，称呼自己为“周人”了②。这 不仅表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进一步转化，也表明居住在周原的以周部落 为核心的各氏族部落结成了一个“永久的联盟”。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样就 朝民族(Nation) 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③周原也就成了周民族崛起的根 据地。
第二阶段，即从季历到武王阶段，是周民族正式形成的阶段。季历时， 周部落已臣属于商朝。受商朝奴隶制影响，在商的支持下，季历就“伐西落 鬼戎，俘十二翟王”④，接着又先后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和翳徒之戎，均取 得了胜利。显然，周部落的氏族贵族在这些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奴隶和财富， 而成了奴隶主贵族。因此，商王太丁封季历为“牧师”⑤。在季历的儿子文王 统治的整整50年中，周部落一面名义上是商朝的属国，一面对周围的方国、 部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先后征昆夷，灭密须，克黎国，进邗地，使虞、 芮归服，特别是灭崇国一举，周全力以赴取胜后，“作邑于丰”⑥，建立了新 的都城——丰京(今陕西长安南沣河以西)。这时，周文王的军事首领的性质 也变了，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烝哉。”“烝”即君也。文王成 为国王，国家诞生了。文王死后，其子武王继位，出兵东征，行至孟津，四 方小部落纷纷归附，加入到周部落联盟中来。公元前1027年，武王正式伐 商，更有庸、蜀、羌、髳、微、、彭、濮等族军队参加，又有更多的氏族 部落加入周部落联盟之中。所有这些都进一步瓦解了血缘关系，大大促进了 周民族的形成。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 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①武王“克商”后， 即“封邦建国”②，大规模分封诸侯。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置71国。分 封的时候，还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如周公长子伯禽被封于鲁国，得“殷 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武王弟康叔被封于卫 国，得“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唐叔 被封于夏墟，得“怀姓九宗”③。周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从主观上来说，虽 然是为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④，但在客观上却表明了巩固对征服地区的 统治，已“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了⑤。 “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制度，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⑥。所以 “封”字，甲骨文作⑦或⑧，金文与甲骨文相似⑨，都像划分界限的标志。 在其右旁加个“邑”字，即成邦字。刘熙《释名·释州国》即说：“邦，封 也。”而且为了搞好地域划分，西周还专门设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 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 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 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⑩。这样 “封邦建国”就使周民族的共同地域最后稳定 下来了。从民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这就标 志着周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也就标志着周民族的正式形成。
毛公鼎
(2)周民族经济生活的先进性
周民族以方百里輥輯訛的小国，六七万人 口①的小族，崛起于陕西甘岐丰之地而入主中原后，为什么能迅速稳定下来， 并在其后华夏族的形成中起核心作用?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其经济生活的先 进性和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具有一定的作用。
恩格斯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②因此，在 古代哪一个民族有发达的农业，哪一个民族就是先进民族。相传周民族的祖 先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是一个农业部落。弃自幼即好农耕，传说他首先种稷和 麦，被周民族尊奉为农神，号称“后稷”③，可见周民族的祖先一向是重农的。
在重农思想的支配下，农业生产逐步发展，其情况在《诗经》的《生民》 《七月》《臣工》《丰年》《良耜》等篇目中有生动的记述。例如，到西周时，已知 道应用人工灌溉，《诗经·小雅·白华》说：“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已懂得利 用休耕来恢复地力，《诗经·小雅·采芑》说：“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 亩。”《诗经·周颂·臣工》又说：“如何新畬。”这里所说的“菑”“畬”“新”， 就是指耕种年数不同的田地，也已重视除草培苗的技术。《诗经·小雅·甫田》 也说：“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诗经·周颂·良耜》也说：“其镈斯赵，以 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农具虽然多为木器、石器、骨器、蚌器，但 金属工具大约也有所增加， 《诗经·周颂·臣工》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 奄观铚艾。”钱即铲类，镈为锄类，铚、艾均为收割工具。而且在江苏仪征破 山口的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刃口锋利的青铜镰④。由于奴隶的增加，土地利 用率的提高，农作物的品种也随着增多。根据《诗经》的记载，重要的农作 物有黍、稷、稻、粱、菽、麦等。种植最多的是黍、稷。同一种作物中，还 分出不同的品种，如“秬”“秠”是黍的两种良种，“糜”“芑”是粟的两 种良种⑤。桑、麻的种植很普遍，在《诗经》中经常提到，麻往往与禾麦并 提⑥。园艺有瓜、瓞，以及桃、李、梅、棘等果树。基本上具备了后世的主要 农作物。与此同时，农作物的产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诗经·周颂·丰年》 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这里虽然是描写奴隶主贵族 榨取到的各种粮食，多到数不清、装不完，到处是高大的仓廪，堆得像山峰 一样，却也是周民族农业经济发展的生动写照。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周民族 共同经济生活的先进性。
(3)周民族经济联系的紧密性
周民族经济联系紧密性的特点是通过井田制表现出来的。何谓井田制? 对此要作一点探源讨论。
根据最早记载井田之说的《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尽管学术界对此有种种不同的 解释①，但是，从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古代农业发达的民族，利用河流 灌溉时，为了治理水患和管理水利设施，往往由国家来统一管理。夏民族在 正月要“农率均田”②，每年必须定期在洪水过后，春耕以前把份地重新分配 一次，以确定“经界”③，从而形成外有封疆，内有阡陌的井田。《国语·齐 语》有“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的“井田”与“陆阜陵墐”区别之 说;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井衍沃”的统计方法; 《周礼·小司徒》有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的“井”“牧”之分。所以孟子所说的“夏后氏五 十而贡”，很可能就是夏王朝实行的井田制。
到了商代，井田制有新的发展。甲骨文中有不少不同字形的“田”字， 有的作“
”，有的作“
”，有的作“
”，有的作“ ”等，虽然不是绝对 方方正正，但实质应是井田。孟子所说的“经界”，甲骨文、金文的“疆”字 表现得十分清楚，“ 
”“
”“ 
”“
”都从弓、从田。从弓，以弓 纪步，用弓丈量土地，分划田界。从田，二相北田界分明。商王把井田分封 给奴隶主贵族的封地，在甲骨文中称之为“邑”，作“
”或“ 
”④，从口， 下像人跪形。可见商朝的“邑”就是奴隶主贵族包括一定数量的井田以及一 定数量耕种井田的奴隶的封地。“田”和“邑”的甲骨文象形，不仅说明商 民族的耕地已有规则整齐的沟洫作为灌溉系统，还说明一定数量的井田既是 耕作单位，又是各级奴隶主贵族榨取奴隶劳动的形式。所以金鹗在《求古录 礼说·邑考》中很有见识地说：“孟子云：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此可见一井亦可为邑矣。”此所谓“一井亦可为 邑”，当是一种最普遍的村落式的小封地。这与《周礼·地官·小司徒》的“四 井为邑”之说， 《国语·齐语》的“三十家为邑”之说，在把土地按井田划分 的基本原则上大体是一致的。因此，孟子所说的“殷人七十而助”，就可能是 商王朝实行的井田制。
在周代，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的土地 国有制，并发展了商王朝的井田制，使之有了完备的形态。这就是：
第一，有了准确的亩制。周制百步为亩，一夫百亩(约合今31.2亩)， 称为一出，是井田的基本单位②。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有的“九夫为 井”，以四进位上推，构成邑、丘、甸、县、都的体系③;有的“一里为井”， 以十进位上推，组成通、成、终、同封、畿的体系④。
第二，有比较完整的灌溉和道路系统。西周时，无论哪一种体系的井田， 在井田中的灌溉系统都称遂、沟、洫、浍、川，与其相应的道路系统则称为 径、畛、涂、道、路。所谓“土田附庸”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井田周围 和中间启土开沟渠，筑墉修道路，形成灌溉和道路系统。这样，周王把井田 分封给诸侯和百官，对奴隶主贵族来说，是其计算俸禄的单位，又是计算奴 隶劳动价值的单位。对奴隶来说，井田则是他们的劳动对象，既要用劳动养 活奴隶主，又用以获得维持自己生存的最低条件。所以，孟子所说的“周人 百亩而彻”，就可能是周王朝实行的井田制。
这样，出现于夏朝的井田制，发展于商朝，完备于西周。对于周民族来 说，不管其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被井田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井田制 成了维系周民族经济生活的纽带。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周民族经济生活联系 的紧密性。
天亡簋
正因为周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具有先进性和紧密性的特点，所以其经济 基础坚实，故能以小国、小族入主中原 而迅速适应历史的骤变，稳定地、牢固 地实行对被征服民族的统治，而成为一 个有经济实力作基础的统治民族。这种 统治民族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周民族在以 后形成华夏族历史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4)周民族文化的伦理性和宗法性
周民族之所以能在以后华夏族的形 成过程中起核心作用，不仅因为其经济 生活先进、经济联系的紧密作基础，还 因为有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周文化为条件。
周文化为什么能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必须先从周民 族的宗教信仰说起。
在周代，在宗教信仰上虽然周民族逐渐用人格化的“天”来称呼“帝” 或代替“上帝”的概念，但其宗教思想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以“帝”或 “上帝”为至高无上的神。尤其是在周民族早期的一些记载中，关于“天”的 属性以及周民族对“天”的崇拜，与“上帝”的属性以及商民族对“上帝” 的崇拜上是一致的。如康王时的大孟鼎的铭文中说：“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 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厥民。……粤我其遍省首王，受民 受疆土。”①其意就是说，周文王禀受天命，武王建立周朝，取得天下，今王 则继承先王，拥有人民和土地。《诗经·周颂·昊天有命》也说：“昊天有命， 二后(即文王、武王) 受之。”这样人格化了的“天”，把周民族的统治者神 化了。所不同的是，商民族的“上帝”是一元神，相反，周民族的“上帝” ——“天”是二元神。《诗经·大雅·文王》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 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在这里天帝 是与文王分离的，同时先王又是与天帝相配的。这样，在周民族的宗教崇拜 中，“天” (即“上帝”) 与祖先神分离了。对此，郭沫若的金文名作《周彝 中之传统思想考》②中有很多宝贵的材料。由于周民族在宗教信仰上是崇拜 二元的上帝神和祖先神，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文化上出现了伦理性和宗法 性的特点。
簋(厉王簋、夫簋、胡簋)
关于伦理性，周民族把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延长为伦理观念上的敬德，即 《庄子·天下篇》所称的：周民族“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又把宗教观念上的 尊祖，延长为伦理观念上的宗孝，也就是以祖为宗，以孝为本。这样，德以配 天，孝以对祖，形成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有孝有德”①的伦理性特点。
关于宗法性，就是因为周民族的形成和西周的建立是在“克商”的过程 中完成的，一个本来比较落后的部落，一下子征服了一个先进的民族和一个 强大的国家，这种突变使周民族的氏族管理机构在尚未全面、彻底地崩溃时， 就被形势所迫迅速转变成国家机 关。与此同时，其氏族的血缘宗 族关系发生蜕变，发展成了宗法 制度。所谓宗法，据《说文解 字》释：“宗，尊、祖庙也;从 宀，从示。”②“宀”是屋字， “示”是神王，其本义是宗庙。 而宗法，就是宗族共同遵守的法 规。这与周民族对祖先的崇拜， 有共同的始祖和宗庙，有特定的 祭祀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周民 族分封的指导思想就是“异姓则 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③。周民族宗法制度的具体 内容是：天子世世相传，每代的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 嫡长子的诸弟封为诸侯，为小宗。每代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继承父位，奉始 祖为大宗，任命诸弟为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也是如此。简单 地说，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系子孙。小宗对大宗来讲是 小宗，但对本族来讲又是大宗④。在这里大宗、小宗从血缘上说是兄弟关系， 从政治上说则是君臣关系。于是大宗、小宗从上到下地联结起来，就形成了 周文化的“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①的宗法特点。
周文化的伦理性和宗法性集中表现在礼乐制度上。
首先，礼起源于周民族原始社会时代的日常生活和祭神活动。《礼记·礼 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 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表明“礼”既起源于日常“饮食”生活的需要，又 是为了“致其敬于鬼神”祭神活动的需要，而且“蒉桴而土鼓”，“礼”与 “乐”并行。进入奴隶社会后，祀成了奴隶主贵族的“国之大事”②之一。而 祀则与礼密不可分，正如王国维在《释礼》中所指出的，古时的“礼”，指的 是行礼之器，即“盛玉以奉神之器谓之若豐豐”。发展到后来，“奉神人之 事道谓之礼”。于是，礼与祀就密不可分了。周民族事事祀神，也就是事事讲 礼。前述周民族以德配天，就是通过礼来实现的。这个礼，就是历史上所谓 的周礼。其大体分为五类：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喜礼。使每个人从生 到死，从人间到鬼神，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军事活动，都处在与其身份相适 合的礼乐之中。正如《礼记·礼运》所说：“是故夫礼，为本于天，殽于地， 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后来人们熟悉的“三礼”， 其中的《周礼》是讲周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 《礼记》是后人从理论 上概括和总结前人关于周礼的言论。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民族礼乐制 度的起源就与周文化的伦理性和宗法性有关。
其次，礼乐制度制定的目的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大家知道，周礼制定的 目的，既是为了巩固贵族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更在于统治人民。 《国语·鲁语上》即云：“夫礼，所以正民也。”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亦 云：“在礼……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所以孔子说：“道之以 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③正是由 于礼乐制度的伦理性，所以在周民族中：“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 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 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①鲜明地表现出了 礼乐制度的伦理性。
正因为如此，所以周王朝“修六礼以 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②。这就是《周 礼·地官·大司徒》中所说：“一曰以祀礼 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 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 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于是在周民 族中道德观念盛行，道德教化日益深入人 心，正所谓“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 力以事其上”③;“君子之德风，小从之德 草，草上之风必偃”④。故《诗经·小雅·角 弓》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周民族 这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观念，使礼乐制度成为周 民族的“道德之器”⑤，所以在周民族中才出现了“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 而无礼，胡不遄死”⑥的认同心理。可见礼乐制度的伦理性是十分突出的。
德方鼎
再次，礼乐制度又具有强烈的宗法性，其表现就是严格的尊卑贵贱的等 级规定。《荀子·礼论篇》云：“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 所以别贵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社止于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 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 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 不得立宗庙。”在这里，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明确指出祭天的“郊祀”，只 能由天子来祭;夫地的“社祀”，到诸侯为止;除丧服的“道”祭，到士大夫 为止。而一般的劳动人民，连祭祖宗的“宗庙”都不能立，也就谈不上有资 格参加任何祭祀。礼乐制度的这种宗法性，在周文化上也就打上了深深的烙 印，故《礼记·曲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 也。”所以在周民族中也就造成了礼乐制度“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 神，合于人心”的认同心理。可见礼乐制度的宗法性也是十分突出的。
最后，由于周文化浓厚的伦理性和宗法性，因而可以表现和反映民族认 同的音乐也带上了伦理性和宗法性的色彩。按照周民族的风俗和习惯，“礼” 不能单独进行，必须有“乐”相配，否则不仅礼将失去庄严肃穆的气氛，就 是行礼的节奏和顺序也将无法控制。所以《周礼·大司乐》云：“以六律、六 同、五声、八间、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 客，以说远人。”在这里，“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的 话使礼乐制度中音乐的伦理性跃然纸上。与此同时，由于宗法性的制约，以 致不同的祭祀又要按不同的音乐来进行，祭天神用的乐，从歌、舞、乐章、 乐调到乐器等，都不同于祭地示，祭四望，祭山川，祭先妣、先祖的乐①，至 于王、诸侯、大夫、士的朝觐、宴会、迎送宾客等日常生活都要按不同等级， 各用不同的音乐，故形成“礼乐相须为用”的风俗习惯。
周文化的伦理性和宗法性在周代乃至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为一股生 命力极强的主流，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各种方法渗透到周民族乃至其后的华 夏族的血肉之体、骨髓之中，使之伦理性和宗法性色彩浓郁的周文化在其后 形成的华夏族中起了主导作用，从而培养出在华夏族乃至汉族的文化认同中 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伦理思想。
4. 楚民族的形成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民族也在长江流域的江汉 地区崛起，揭开了长江流域民族发展史的序幕。
(1)楚民族形成的浮光掠影
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我们现在还不能具体考察或讨论楚民族的原始社 会形态。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 的， 《大戴礼记·千乘》即云：“南辟之民曰蛮。” 《礼记·王制》亦云： “南方曰蛮。”可见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长江流域之各族群被人们统称 为“蛮”。
在讨论楚民族形成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楚先祖为商、周之二说作出 解释。
郭沫若先生在《殷粹编序》中认为长江流域之楚文化为殷人之嫡系，根 据是《逸周书·作雒解》中所说：“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 “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九国，俘维九邑。”这样，作为楚先世之一支的熊、盈 在武庚叛周失败后，被迫从淮水下游南下，被长江所阻，又沿江西上，才开 拓了长江中游的大片土地①。而舒之梅认为《国语·郑语》说祝融为楚先世， 《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说：“郑，祝融之虚也。”祝融本发祥于中原，故先祖 为周族人②。查祝融的详情， 《国语·郑语》云：“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 霸、仲雪、叔熊、季。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是立……夫其子孙必光启 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湻耀敦大，天明地德， 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③《注》亦云：“高辛、帝喾、黎、颛顼之后也。 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吴回，吴回产陆终，陆终生六子，其季曰连，为 芈姓，楚之先祖也。季连之后曰鬻，事周文王，其曾孙熊绎，当成王时封为 楚子，黎当高辛氏为火正。”这两种说法，从历史事实情况来说，都是完全可 能存在的。
为什么呢?因为熊、盈参加武庚叛周失败后，北为强大的周民族所迫， 向南沿长江西上移徙，这是他们当时较好的出路。联想到中国在“五胡十六 国”和“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汉族人民大批南移，那么熊、盈的移徙就完全 可以理解了。而熊绎作为周王朝文、武时期的“火正”之后代封于楚，居丹 阳，从地理位置上看，前已述及丹阳之地有二，即丹浙丹阳和荆山丹阳，但 无论哪一个丹阳，在周初都是比较偏远的“蛮夷”之地，商时即有“维女荆 楚，居国南方”①之说。“火正”即掌火官，是周时的五行官之一，其职为 “掌祭火星，行火政”②，即掌管祭祀火星和有关火的政事。因官职微小，所 以其后代被封于丹阳偏远之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周成王为什么要封熊绎于 楚呢?从西周初年的铜器铭文中看，周“伐楚荆”“伐反荆”的事一再被提 到，可见周王朝对南方“楚荆”还是感到十分伤脑筋的，故从“封建亲戚， 以藩屏周”的原则出发，在同姓贵族和有功之臣早已分封定了的情况下，分 封当过“火正”官的后代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被封到丹阳当诸侯的熊绎， 就很可能本来就是周民族人。问题是不能把事情绝对化，楚为商说也好，楚 为周说也好，虽然都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根据，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时长江 流域总的历史环境是“南方曰蛮”。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土生土长在长江流域 的“楚荆”或“荆楚”，已经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过程，所以东来的熊绎、 盈，或被周封于楚的熊绎，最后都变其风俗，被卷进楚民族形成的主流之中 而“蛮”化了。联想到历史上有不少汉族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被同化的事 例，如部分进入东北地区的汉族人的女真化、契丹化或蒙古化等，那么，周 初进入长江流域的人被楚化也是完全可能的。熊渠以及楚武王也就理直气 壮地自称为“蛮夷”了。
解决了楚先祖为商、周二说，接触到楚民族形成的主题，我们认为， 根据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材料，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③，奠定了楚开国之 基。虽然关于楚国最初建立情况的材料很少，但从原始社会解体的一般规律 来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蛮”，由于把战争“变 为一种正常的营生”④，而比较崇尚武功。《荀子·议兵篇》说：“楚人鲛革 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宛巨铁釶，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一旦 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民族，如虎添翼，如鱼得水，便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从 而迅速强大起来。所以范文澜说：楚“五年不出兵，算是莫大的耻辱，死后 见不得祖先。”⑤也就是《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楚康王所说：“国人谓不谷 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谷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 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于是，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 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 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① 明言左右驰骋、纵横捭阖在江汉地区的是以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族不同 的楚民族了。
楚民族崛起于江汉，发展于江南。前已述及，楚最早崛起于丹阳，发展 到后来，到屈原之时，楚民族地域的中心范围，是在长江和汉水流域的江汉 地区。《哀郢》说：“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江夏，即长江;夏 水，即为汉水②。又说：“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夏首，为汉水 入江处，即今汉口。还说：“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据史书记 载，屈原写《哀郢》，正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 攻下楚国的郢都，迫使其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 之后。在这之前，楚都 城曾由丹浙丹阳迁到荆山丹阳，又迁到今称楚皇城的郢，又迁到今称纪南城 的郢，又迁到上鄀，又迁到今称纪南城的郢，共五迁。从这五次迁都中，可 见楚民族的政治中心是从汉水上游逐渐向南，沿汉水而下，纵横于江汉地区， 此可证楚民族活动的中心范围始终稳定在江汉地区。
楚民族崛起于江汉后，进而发展于江南。春秋时期，从公元前8世纪中 叶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始，楚民族进入大发展阶段。开始楚武王及其子楚文王 主要向北发展，“北接中国”③。到公元前7～前6世纪之间，楚民族的发展达 于颠峰，《韩非子·有度》说：“荆(楚) 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到了 战国之时，楚成为“地方五千里”④的泱泱大族。据考，楚从春秋到战国，即 从楚武王起至考烈王灭鲁止的480年间，灭国六十⑤，实则犹不止此数⑥，其 中邾、莒、小邾、鲁在今山东境内，息、申、吕、江、蒋、杞、许等国在今 河南南部外，其余大部分都在江汉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淮 南子·兵略训》即云：“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 郯、淮，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緜之以方城。……楚国之 强，大(丈) 地计众，中分天下。”《国语·楚语上》也说：“赫赫楚国，而君 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①加上战国时吴起“南平百越”②，可 见兴起于江汉的楚民族，虽向北发展与中原地区相接，但其主要发展方向在 长江以南。
对此， 《楚辞》中也有反映。《哀郢》中说：“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 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乘着小船随波逐流，进入 洞庭湖离开了长江，离开祖先建立的老家，即楚民族兴起的江汉地区，恋恋 不舍地“南渡”③，而“旦余济乎江湘”④。所以屈原常常寄希望于南人⑤， 即长江以南的楚国之人。
楚民族向长江以南发展的这个过程，大约是春秋中晚期以后发展到湘江 流域的湘中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西一带，到战国时，不仅推进 到湖南全境⑥，过南岭，达苍梧，还东灭越，把地域范围扩大到了东南沿海， 同时又派庄入滇⑦，势力触及西南地区。由此可见，楚民族向北发展只不过 在河南南部及山东一小部分范围，向南发展却西起四川，东到江浙，南达岭 南及广西北部广大地区，包括了长江流域七省，并涉及珠江流域，南北地区 发展之范围，实不可同日而语。
(2)楚民族文化特点的鲜明色彩
我们对楚民族形成过程的了解虽比较粗略，但是，由于材料的逐渐丰富， 特别是楚民族哺育成长起来的伟大诗人屈原所作的《楚辞》，是根植于楚民族 文化土壤之中的“绝唱”，正如宋人黄伯思所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 声，纪楚地，名楚物”①，所以我们可以对具有鲜明色彩的楚民族文化的特点 作比较具体的考察和讨论。
楚民族文化表现在语言上的主要特点是：“兮”字文体和双音叠韵。
楚民族之所以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他们有与夏、商、 周诸民族不同的语言。鄂君子晢在河中泛舟何以听不懂打桨的越人唱的歌， 而要人翻译?就是因为鄂君是楚族人，他只懂楚语②。孟子何以称农家许行为 “南蛮舌之人”?就是因为楚国人许行讲的是难懂的楚语。楚民族又何以被 称为“楚蛮”③“荆蛮”④?就是因为楚民族的语言纠缠而难懂，所以金文 “蛮”字作“ ”，从言和二个系，而不从虫，形象地表示语言像束丝那样绕 来绕去而难懂的意思。楚语为什么难懂? 《吕氏春秋》解释为：“蛮夷反 舌。”⑤《汉书·王褒传》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 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可见汉时能读楚音，即讲楚 语者已很少了。到隋时，能讲楚语者更是罕见，《隋书·经籍志》记载：“隋 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音，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楚骞公之 音。”以上都可证楚语确实是楚民族特有的共同语言。
楚民族虽是一个历史上的民族，但因《楚辞》“皆书楚语”⑥，素称难 懂，被古人认为“恢奇奥衍”，“语意杳冥”，这就给我们探讨楚语提供了宝 贵资料。下面举几例说明之。
第一，《楚辞》中第一人称代词“余”和“予”的用法与中原地区先秦文 献不同。在中原地区的先秦文献中“余”和“予”是没有分别的，一般都认 为它们是同音词，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或用“余”，或用“予”，只是写法不 同，没有形态的变化，所以都可以用主格、领格和宾格⑦。而《楚辞》则不 同，从王逸所定的屈宋作品中所有有关“余”和“予”的句子中，我们可以 看出“余”可用于主、领、宾三格。而用于宾格时，除个别例句外，只出现 在句尾。可见在楚辞中“余”和“予”不仅写法不同，而且用法也不同，甚 至可以推断其声调也是不同的①。此乃楚语在语法上与中原地区诸民族不同之 一例。
《楚辞》
第二， 《楚辞》的文体与中原文化的代 表——《诗经》不同。正如郭沫若所说：《诗 经》的文体“四个字一句，呆板得像砖头彻 成的方块”②，而《楚辞》则完全不同，其章 法、句法，即整个文体都有其鲜明的楚民族 所特有的语言特征。与《诗经》以四字为定 格的形式不同， 《离骚》和《九章》基本上 是六字句，《九歌》则是以五言为主的长短 句，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不受任何固定章法 的限制。为了适应文体形式上这种浪漫主义 的特色，《楚辞》吸收了古代江南地区被称为 “南音”③或“南风”④的民歌，如《候人歌》⑤ 《越人歌》⑥ 《沧浪歌》⑦ 《接舆歌》⑧ 《徐人 歌》⑨等，在句法上都参差不齐，并用“兮” 字在句中或句尾进行调节的手法，创造了以 “兮”字为文体特征的“骚体”诗，成为“独出千古的一个伟大的风格”。此 乃楚语在文体上与中原地区诸民族不同之一例。
第三， 《楚辞》中运用了许多双音叠韵字，在词法上与中原地区各民族 主要用单音词不同。例如双音字，《离骚》中有郁邑、犹豫、歔欷、纬缅、赫 戏、险戏、荣华、眩矅、耿介、规矩、蜷局、追逐、零落、陆离等。再如叠 字，《离骚》中有暖暖、翼翼、婉婉、忽忽、浪浪、冉冉、菲菲、、申 申、骞骞、总总等; 《悲回风》中有杳杳、凄凄、戚戚、悄悄等。所有这些 双音叠韵字的动用，不仅大大增加了楚语语音上的音节美，而且表现了与中 原地区各民族在词法上的一个区别。所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中说：“楚吴越狄之人名地名为熊渠、执疪、熊挚红、寿梦、阖闾、夫差、勾 践……等等似各组中多复音语系与诸夏之纯用单音语者不同也。”①
第四， 《楚辞》大量采用楚语词使之极富楚文化色彩。据郭沫若考证， 《楚辞》中的楚国“方言”可考的有24个字②。另据瑞安李翘考证， 《楚辞》 中名词楚语词有34个字，形音词楚语词有18个字，动词楚语词有15个字③， 这些楚语词有的至今仍有痕迹。例如“陵”字， 《天问》中有“释舟陵行， 何以迁之”之句，此“陵”字就是“陆”的意思。所以朱季海《楚辞解故》 中说：“陵谓陆也。楚人言陵，因其俗也。”至今在湖南与水相对的地名多用 “陵”，如洣水边有茶陵，潇水边有零陵，渌水边有醴陵等，都是“陵”这个 古楚语词在地名上的一个痕迹。
可见，楚语的“兮”字文体和双声叠韵，是楚民族文化表现在语言上的 鲜明色彩。
楚民族在“江南暑湿，近夏痺热”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以稻米为主食的 刀耕火种时期。④“火耕而水耨”就是刀耕火种⑤，水中耘田。这种农业生产 方式在江南延续得很久，直到唐代，在唐人诗歌中还有不少记载。如杜甫 《戏作徘谐体遣闷》云：“瓦卜传神语，畬田费火耕。”原注“畬田”曰：“楚 俗，烧榛种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水曰 畬。”①又如温庭筠《烧歌》云：“自言楚 越俗，烧畬为旱田。”②再如柳宗元《同刘 二十八述旧言怀感时书事》云：“货积舟 难泊，人归山倍畬。”原注：“畬音赊。 吴楚烧山而种曰畬田。”③总之，据查唐诗 中所讲楚民族刀耕火种遗习涉及的地域， 上起三峡，至西楚、武陵，包湘赣五岭， 及其东南诸地，正是楚民族共同地域的大 致范围。所以《盐铁论·通有》说：“荆 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伐木而 树谷，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
“饭稻鱼羹”，就是说楚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以大米和鱼为主。当时，除 江汉地区盛产稻谷外，洞庭湖以外的长沙、衡阳的广大地区，都是楚国的谷 仓，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雠、庞、长沙，楚之粟也。”同时，江 南楚越之地是我国栽培水稻的起源地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水稻 种子，距今已7000多年;被列为1989年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的湖南澧县 彭头山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经文物部门测定为距今9000年左右 的稻谷遗存。此外，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水稻 的植硅石，以及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栽培稻谷的果 实④，都说明“饭稻”的历史是很悠久的。而且《史记·货殖列传·正义》又 说：“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 叠包裹，煮而食之。”所以， 长江中游、下游各地，至今仍被称为“鱼米之乡”。
炭化稻米(新石器时代，距今8000年左右。1995年澧县梦溪乡八十垱遗址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王子午鼎
楚民族“饭稻鱼羹”的饮食生活在《楚辞》中有不少记载。《大招》云： “五谷六仞，设菰粱只。”“五谷”， 《楚辞补注》曰为“稻、稷、麦、豆、麻 也”。稻为“五谷”之首。《招魂》云：“稻粢穱麦，挐黄粱些。”言将稻米与 其他粮食相杂为饭。《离骚》云：“怀椒糈而要之。”椒糈，就是和有椒香的 祭神精米。由于楚国盛产大米，所以楚民族常常用大米酿造清酒，《大招》 说：“吴醴白，和楚沥只。”就是将吴国人的醴和以白米之曲，酿制成楚 民族特有的沥过的清酒。正因为楚民族的清酒浓美香冽，所以周王朝便责成 楚国年年进贡用楚国物产的香茅滤过的大米清酒。《左传·僖公四年》所记齐 桓公责楚“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就是指这种“香茅”清酒。
楚民族的副食以鱼类水产为主，并辅以其他各种禽兽肉和家畜。《招魂》 云：“胹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矐蠵，厉而不爽 些。” 《大招》云：“内鸧鸽鹄，味豺 羹只。”“鲜蠵甘鸡，和楚酪只。醢豚 苦狗，脍苴莼只。”“炙鸹烝凫，煔鹑 只。煎逐臛雀，遽爽存只。” 《天 问》云：“鲮鱼任所?” 《七谏》云： “鸡鹜满堂坛兮，蛙黾游乎华池。”这里 所言之“鳖”“蠵” (大邑)、(鲫 鱼)、鲮(鲤鱼)、蛙等均是水产品。用 这些水产品与其他肉食品烹饪，其味鲜 美无比，清冽不败，令人爽口。所以 《逸周书·王会解》所列贡品有“长沙鳖”， 《战国策·楚策》说蔡圣侯“食湘 波之鱼”，都是楚民族的水产名品。就是在今天南方人吃鱼之类的水产品也比 北方人为甚。“饭稻鱼羹”实在是楚民族饮食文化民族色彩鲜明的形象 概括。
(3)楚民族强烈的民族认同
楚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周夷王、熊渠便宣称：“我蛮夷也，不与 中国之号谥。”公元前705年，楚武王之时仍自称“我蛮夷也”①。这都明确 表示自己是与中原地区各民族完全不同的民族。所以到战国时，楚威王仍说： “楚国僻陋。”②不仅楚民族意识鲜明，就是中原诸侯各国，历来也把楚民族看 做“蛮夷”。《国语·郑语》云：“当成周者，南有荆蛮。”“蛮芈，蛮矣。” 《国语·吴语》亦云：“今伯父有蛮荆之虞。”从而把楚民族划在“中国”之 外， 《国语·晋语》云：“楚为荆蛮……故不与盟。” 《诗经·小雅·采芑》亦 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遭到武力的讨伐， 《诗经·鲁颂· 宫》云：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商颂·殷武》亦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楚民族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还表现在他们有一套自成系统的历史文献。 《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众 所周知，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谓“一也”，是指三者性质一样，那《梼 杌》也就是楚国的史书。楚国的史书自成系统，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 “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 《八索》《九丘》。’”倚相，是楚国的史，此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一定是楚民族的古代典籍，而不是汉儒所解释的是三皇、五帝、八卦、九州 的书①。中原先秦学者所艳称的黄帝的传说，极盛于战国，集中于中原体系的 《山海经》里，而《楚辞》的叙事却从尧舜开始，即《天问》所云：“舜闵在 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此又可证楚民族的历史文献与中原历 史文献之不同，而自成系统。这是楚民族强烈的民族认同的主要表现的一 个方面。
另一方面，楚民族又具有强悍刚劲的民族性格。因为楚民族兴起于江汉 地区的“荆山”，所以史家往往把楚民族的气质，即民族性格与“荆”一词的 含义联系在一起。西汉扬雄说：“包楚与荆，风飘以悍，气锐以钢，有道征 服，无道先强。”②东汉应劭说：“荆，强也。言其气躁劲。”③此均可见楚民 族“强”“悍”“刚”“劲”的民族气质。所以《橘颂》云：“受命不迁， 生南国兮。深固难徒，更壹志兮。”以物喻人，也表现了楚民族刚毅的民族气 质和性格。
楚民族这种强悍刚劲、崇尚英雄、崇尚武力的民族性格，在《国殇》中 有充分的反映。《国殇》是祭为国牺牲将士们的祭歌，着力颂扬了将士们英 勇作战的气概和为国牺牲的精神。他们出门作战时，就决心死战，即便身首 分离，忠心也决不改变，即“出不入兮往不反”“首身离兮心不惩”。在两军 战车的车毂互相碰撞激烈交战的情况下，楚兵仍保持“矢交坠兮士争先” “终刚强兮不可凌”的气概，确实表现出了刚强威严，虽死犹生的崇武精神， 说明楚民族是一个“身既死兮神可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英雄民族!
可见，自认“蛮夷”的民族意识和强悍刚劲的民族性格，都是楚民族强 烈民族认同的鲜明表现。
5. 越民族的形成
在长江流域崛起的另一个民族是于越。
(1)于越的突起
分布在江苏、浙江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虽然在 语言、经济生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诸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共同特点，但 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处于“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①的状态。但 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理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 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过程。
于越的突起，首先得助于先进的夏、周两民族的影响和帮助。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 之庶子也。”正义《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 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 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贺循 《会稽记》亦云：“少康，其少子 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 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 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 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 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 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 太伯。”索隐颜师古注《汉书》载：“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于 越’耳。”此记载可靠性颇大。1954年江苏镇江烟墩出土一组铜器，其中有 属于成康时代的宜侯矢簋，从铭文内可知周初曾封矢于宜，宜侯与周定王同 姓，可见吴国统治者的始祖系周民族成分之人是完全可能的①。此乃周民族对 于越发生关系之始。
宜侯矢簋
由于夏民族的无余和周民族的太伯、仲雍的迁入，完全可以设想：与 江、浙相邻的其他夏、商、周三族人民间的迁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一定很 频繁。这样，在夏、商、周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于越的经济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的发达、纺织业的进步和冶金术的高水平 三个方面。
越王勾践剑
于越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族群。于越活动的地区，湖泊密布、 江河纵横、土地肥沃、气温暖湿、植被良好、物产丰富②。在这样有利的自然 环境中，他们开邗沟、围湖塘、筑堤造田③，不断克服“险阴润湿，又有江海 之害”，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于越农业之发达情况，首先从其“独有鸟田之 利”可证之。所谓“鸟田”就是利用农业益鸟参加大田作业。而“鸟田之利” 即指“鸟田”给农业带来的好处。《越绝书》卷八云：“大越海滨之民，独 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 《水经注·渐江水》具体解释说： “有鸟来，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众所周知，益鸟是众多农业害虫 的天敌，它可以除草、灭虫、杀鼠、肥田，简直可以称之为古代农业的“保 护神”。所以深刻认识到“鸟田之利”的于越人，“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 刑无赦”④。1973年8月，在江苏六合县和仁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件被 一层织物包裹着的极薄的铜匜残器的中心部位，刻画着一幅春耕祭祀图：在 一片广阔的田野上生长着稻谷，行处有两个反向拱身的农夫，似在插秧。远 处伫立着四只昂首的长啄鸟类。田野的左前方是一座大型两层台榭建筑，楼 上设案，供陶制大罐两个，上下楼各有三人手持禾苗作跪拜状⑤。从这一幅珍 贵的春耕祭祀图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于越“鸟田之利”的生动写照，也可以 了解到于越以水稻为中心的农业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其次，从务农之风盛 行又可证之。诸樊在推辞王位时说，“臣诚耕于野”，后“果耕于野”①。伍 子胥奔吴后，“退而耕于野”②。所以吴王夫差打比喻说：“比如农夫是耦， 以刈杀四方之蓬蒿”③。再次，粮食生产的发展又可证之。由于农业技术的提 高，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生产大大增加，吴国一次就借给越国“万石”稻 谷。粮食的增产，使一般老百姓家中也能吃上饭了。所以伍子胥亡命吴国时， 遇一女子，求其施舍，“女子知非恒人，遂许之，发其箪，饭其盎浆”。另 一渔父也“持麦饭，鲍鱼羹，盎浆”④与之。
于越纺织业的进步可以葛麻业的发达证之。《淮南子·原道训》载：“于 越生葛稀。”说明于越人善织葛布。《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中都更具体地 记述了越人开辟“葛山”，专门种葛。勾践知吴王好美服，命女工织作黄丝细 布10万匹献吴王⑤。此后，不仅《汉书·地理志》记 越地多产布，颜师古《注》云：“布，葛布也。”或 “布，谓诸杂细布。”及至近现代，浙江与江西交界一 带的农户仍盛产被称为“夏布”的葛布。可见葛麻业 的发达既反映了于越纺织业的进步、又表现了于越纺 织业的特点。
于越冶金术的高水平，以青铜宝剑之精可证之。 青铜宝剑的铸造，堪称越冶金术之精华。《越绝书》 卷十一载：越王勾践时的名剑分湛卢、纯钧、胜邪、 鱼肠和巨阙等五“刑”，吴王阖闾也得此宝剑。勾践时 之名剑赏家薛烛评论“纯钧”时说：“手振拂扬其华 捽如芙蓉始出，观其如列星之行，观其光辉辉如水 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如锁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此 所谓纯钧也。”⑥可见越王剑的剑形优美、长短随手、 刚柔适度、犀利无双。难怪1965年12月在湖北江陵县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 的，刻有“越王鸠(勾践) 自乍(作) 用剑”二行鸟篆铭文的越王剑，虽深 埋于地下2400多年，仍保存完好，刃薄而锋利，至今还保持着耀目的光泽①， 使现代冶金科学家都叹为观止。不仅反映了于越冶金术的高水平，也表现了 于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于越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于越的突起，加快了越民族形成的步伐。
(2)吴国、越国的建立是越民族形成的标志
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形成为民族的历史过程，由于历史典籍中 缺乏记载，考古材料又甚少，目前尚难以作具体的论述。但是根据恩格斯 “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②的观点，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越民族形成的标 志。这个标志就是吴、越两国的建立。
按照古代原生民族最初形成的一般规律，原始社会末期，在氏族、部落 分化、瓦解以及重新融合的过程中，由于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出现，血缘关 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民族也就形成了。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 从吴太伯至寿梦，经过了19代③，约600年的发展，使一个本来还保留“文 身断发”习俗的原始部落，逐步发展，产生了阶级，公元前585年，“寿梦 立而吴始益大，称王”④，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政权。寿梦之时所建立的吴国， 与吴太伯所到之“荆蛮”已不可同日而语，故《吴越春秋》云：“凡从太伯 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
越国的建立稍晚于吴⑤。《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隐云：“越在蛮夷，少 康之后，地远国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国，国史既微，略无世系。”所以史籍中 只笼统地说自少康“后二十余世”⑥至允常，这样算来，大约也是经过了600 年左右的发展，一个原来“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⑦的原始部落，也于允常 之时称王建国，此即史籍所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到周敬王时，有 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招土始大，称王。”①
至此，由于吴、越国家的建立，即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 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百越集团中的于越在突 起中形成为民族。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国家的产生可以作为古代民族形成的标志， 那么吴、越两国是否是由两个不同的民族建立的呢?否。吴、越是同一个民 族所建立的两个不同的国家。对此，当时的人们都是确信不疑的。如：吴王 夫差将要北征齐国，伍子胥认为不行，他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 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 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② 又如《吴越春秋》卷五《夫差内传》中记载大夫种说：“吴与越同音共律， 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再如，越国的范蠡也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 ③今人王文清撰有《论吴、越同族》④一文所论甚详，兹不赘言。
至于同一个越民族为何会建立两个国家，这当然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这 与吴、越两国的建立分别受周民族和夏民族的影响不无关系。此外，吴国建 立后，作为一个奴隶制国家，当然要掠夺和征服他人作奴隶，这样与吴“习 俗同，言语通”“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的“越”就首当其冲了。 而越强大起来后，也就理所当然地要与吴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最高表现形 式就是战争，于是在吴王阖庐与越王允常时，两国即开始发生战争，及至夫 差和勾践之时，战争就更多了。勾践失败后之所以到吴国给夫差作奴养马， 这正是由奴隶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这种尖锐的冲突对立中，虽然吴、越 本同属于百越族群集团，但却建立了两个势力不同的国家。经过反复的较量， 公元前473年最后由越灭了吴，越民族也就统一于越国。顺便指出，同一个 民族建立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情况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并非偶然现象，阿 拉伯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先后建立了若干个国家是更为典型的例证。
因此之故，吴、越两国的建立也就成了越民族形成的标志。
(二)第二部曲：华夏族在大融合中育成
夏、商、周、楚、越相继崛起，历时一千余年的沧桑起伏，进入周代以 后，多元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以及其他族群开始了走向一体的雪球 滚动，奏起了汉族形成的第二部曲。
1. 周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1)周王朝的民族分布
夏、商、周、楚、越诸民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相继崛起，适值周 代。周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 性，在周代，除夏、商、周、楚、越诸民族以外，周王朝还存在着被称之为 夷、蛮、戎、狄的各种不同族群①，此即谓《礼记·明堂位》所言的“九夷、 八蛮、六戎、五狄”②。
长江第一湾
周代的夷，主要指淮河、徐泗一带和山东半岛的某些族群，就是笔者在 起源中所说的东夷族群集团。春秋之际，东夷与中原诸民族还有着明显的区 别，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云：“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公卑杞。” 故孔子修《春秋》时不称杞桓公为“公”而称之为“子”③。有的东夷人甚至 还“杀人而用祭”①，保留着以人祭鬼的习俗。
周代的蛮，是对南方族群的总称，除上面所讲楚、越民族外，还有被称 为“濮”的蛮。濮蛮大致分布在楚民族的西南。通观蛮之文化特点，大多有 种稻、喜食鱼鲜、“文身”“凿齿”“翦发”(或“断发”) “交趾”“用舟” “住干栏”“悬棺葬”以及“裸身”“君臣同川而浴”和“男女同川而浴”等与 中原诸民族不同之风俗。
周代的戎，主要分布在周王朝的西北部，故又称“西戎”，是属于畜牧和 狩猎经济类型的族群。《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载西戎的一支戎子驹支即云：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有的如义渠和氐羌还 行火葬习俗②。
周代的狄，系指周王朝北部的族群，故又称为“北狄”。其又分为两个集 团，偏西者为
狁、犬戎、狄，又分赤狄、白狄、长狄，战国时称为胡;偏 东者为肃慎、貊、貉、山戎，战国时称为东胡③。无论胡或东胡都过着游牧生活。
周代夷、蛮、戎、狄的存在，正如《礼记·王制》所云：
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 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 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 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 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 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
又如《淮南子·坠形训》所云：
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长大早知而 不寿，其地宜麦，多虎豹。南方……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 早壮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其人面末偻，修颈卬行， 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 其人蠢愚，禽兽而寿，其地宜菽，多犬马。中央四达，其人大面短 颐，美须恶肥……慧圣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可见周王朝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包括了夏、商、周、楚、越诸民族， 也包括了夷、蛮、戎、狄诸族群，呈现出民族成分的复杂性。
在民族分布上，周大夫詹桓伯曾描述过如下一幅民族分布图，他说：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邰)、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 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 也。”①似乎是人们常说的夏、商、周诸中原民族居中，楚、越民族以及夷、 蛮、戎、狄居四方的整齐划一的情况。实际上，这只是大体的一种划分，夏、 商、周三族虽然居中，但其西、北与戎、狄交错，东与夷交错，南与楚交错， 西南与濮蛮交错，东南与越交错。以晋为例，晋国是周初的重要封国，其国 除周民族和被统治的夏民族外，还与戎、狄交错杂居。《国语·晋语二》即 云：晋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 是土也。”所以远离周王朝中心的晋与戎、狄为邻，竟出现了“拜戎不暇”② 的反常现象。因此，周民族姜姓集团的齐、纪、州、鄣等国与东夷、莱夷等 夷人的接壤或杂居;申、吕等国与庸、卢、彭、濮等人的接壤或杂居。周民 族姬姓集团的应、蔡、息、蒋、随、聃等国东与淮夷，南与荆楚，西与庸、 卢、彭、濮等人的接壤或杂居;洛水、伊水之间的山区有杨拒、泉皋、伊洛 之戎，山东曹县与兰阴之间有戎州已氏之，黄河与淮水之间有徐戎，河北永 平一带有北戎(又叫山戎);唐叔被封于晋时得狄族隗错的“情性九宗”等史 实，都反映了中原诸民族与夷、蛮、戎、狄交错的情景。这种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交错杂居的情况才是周王朝民族分布的真实情况。
(2)周王朝的民族关系
周初，周民族居于统治民族的地位，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它与其他民族 是不平等的。
这种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一方面表现在周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歧视上。例如， 宗法思想浓厚的周民族在明堂位的排列上，就排“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 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西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 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①。对夷、蛮、戎、狄的歧视昭然若揭。又 如，在周代的著作中，常把戎、狄视为豺狼②，在书写夷、蛮、戎、狄等人的 名称时常常加一个犬字旁或一个虫字旁，歧视之意更为露骨。另一方面又表 现在民族压迫的政策上。周王朝规定：“夷、蛮要服，戎、狄荒服。”“要服 者贡，荒服者王。”③这就是说夷、蛮、戎、狄等人不仅每年要向周天子贡献 牲口或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而且还规定每代戎狄之王继位要朝见周天子， 新的周天子继位也要来觐见，此所谓“终王”④。为了维持周民族对其他民族 的统治，周王朝还规定，若夷、蛮、戎、狄之王不照要服和荒服的规定办， 就要名“尊卑职贡”之分和感之以德，即所谓“修名”和“修德”，使其来贡 来朝，若还不行，就要使用武力“刑诛”，即穆王祭文谋父所说：“有不贡则 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⑤《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说 “刑以威四夷”，一语道出了周王朝民族压迫政策的实质。
黄河乾坤湾
在这种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制约下，平王东迁之前西周的历史，是一部 充满民族冲突的历史。周初，周民族与商民族之间的斗争成为西周民族斗争 的主旋律。周“克商”后，虽然封商纣之子武庚续殷祀，但武庚却利用周民 族内部的矛盾，勾结监视他的管叔、蔡叔，发动了反周战争。武庚之乱平服 后，周公即将“殷顽民”分迁于宋、卫和成周三地。而西周东部地区商民族 的反周斗争持续的年代更长久， 《礼记·檀弓》说：“太公封于营丘，北及五 世，皆反葬于周。”可见周、商二族的斗争不仅闹得姜太公的子孙五世不得安 宁，还逼得他们不得不把死者送回“周原”去埋葬。这种冲突、斗争起码持 续了一两个世纪，直到春秋时期，仍残存着商民族所建立的谭、萧等国。与 此同时，周民族与东夷、淮夷，与楚，与鬼方、犬戎等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东夷的蒲姑和奄都参加过武庚之乱，历时三年才被周公征服。封于鲁的伯禽 与淮夷、徐戎有过激烈的战争，有时甚至对鲁国造成严重威胁，使得鲁国连 国都的东门都不敢开。周穆王时，其强徙一部分犬戎于太原①，而淮夷中徐方 的徐偃王却起兵反周，一直打到黄河边。直到周厉王时，仍出现“淮夷入 寇”②。迟至周宣王时，还有北方的
狁逼迫周都之事。
所有这些，都表明西周之时各民族之间分明的界限，森严的壁垒。周王 朝确实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2. 民族大融合潮流的涌起
春秋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一个大分化、大混战的历 史转折时期。这时，不仅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上发生了一系列深 刻的变革，而且在民族关系上也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新局面，中国历史上波澜 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潮流在中华大地上涌起。
(1)夏、商、周三族融合的浪潮
风云渐变，西周时民族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的形势，在春秋时逐步被打 破。进入春秋后期，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③，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各族和各 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新的不平衡。这时，在西周延续了两个多世 纪的激烈、复杂的民族冲突已趋向缓和，民族大融合的浪潮首先在夏、商、 周三族之间兴起。
晋惠公作“州兵”①是一例。周襄王七年(前645年)，秦晋之战中，晋 惠公做了秦的俘虏。晋人为加强军事力量以雪耻而作“州兵”，打破了西周以 来武装部队主要由被称为“国人”的周民族和效忠于周王朝的商贵族编成的 规定。周制“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②，各诸侯国也大致 如此。居“州”之人本是被周民族征服的“庶人”，其地位与居都、邑内的 “国人”(自由民) 不同，没有服兵役的政治权利。作“州兵”后，情况就变 了，被征服的“庶人”就与“国人”一同正式服兵役。这样，“州兵”的建 立，不仅说明“国”与“州”对立的逐渐消除，夏、商、周三族的杂居越来 越厉害，也说明征服者周民族与被征服者夏民族、商民族、“怀姓九宗”等 之间的鸿沟也逐渐得以填平，民族间互相敌视的心理也越来越淡薄，所以， 我们可以认为作“州兵”是晋国内夏、商、周三族融合为一的一个标志。
宋桓公迎卫文公又是一例。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年)，当狄人灭卫时， 不仅周民族的齐、郑诸国出兵援助，连商民族的宋桓公也奔走相救。其在狄 人未退的紧张状况中，乘夜迎接渡河而来的卫文公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 为卫文公的妹妹为宋桓公的夫人，两族早已联姻③。可见周、商二族之间的民 族隔阂没有了，民族间的界限也泯灭了。
孔子被周民族统治者称为“尼父”也是一例。孔子先祖是宋国人④，即是 商民族人，孔子也从不讳言自己是商民族人。孔子死后，周民族统治者鲁哀 公却写了一篇诔文来追悼他。诔文又说：“天不遗耆老，莫予位焉!呜呼哀 哉，尼父!”①商民族的孔子被美称为“尼父”;其死后竟使周民族的鲁哀公感 到了如此的悲哀，心理认同何其一致!这哪里还有什么民族的隔阂，又哪里 还有什么民族的界限!
秦晋联姻更是春秋时期夏、商、周三族融合基本完成的标志。西周分封 诸侯时，晋开国君王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是周民族人;而秦则是非周民 族人②。《史记·秦本纪》载：秦的先祖“蜚廉生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 纣”。秦晋联姻混血，表明夏、商、周三族之间的民族界限完全被打破了。 “秦晋”二字，也因此成了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代名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夏、商、周三族融合的浪潮逐渐发展成春秋时期 民族大融合的主流。
(2)民族融合的浪潮向夷、蛮、戎、狄的波及和扩展
风云再起，由于夏、商、周三族以及楚、越二族与夷、蛮、戎、狄诸族 群的分布呈交错状态，所以春秋时期率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涌起的民族 大融合的浪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和扩展到夷、蛮、戎、狄之间。
这种情况首先突出表现在各族间通婚现象的不断发生。《国语·周语中》 记载：周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 “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看来春秋时 声名很大的晋公子重耳原来是个混血儿。而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 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叔刘;以叔隗 妻赵衰，生盾”③。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又如东夷须句 国人成风是鲁僖公之妾;赤狄别种潞子婴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凡此种种， 不胜枚举。
这种民族大融合还表现在文化上。拿《诗经》来说，它是中原地区夏、 商、周三族融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周文化的代表。虽然其内容丰富，题材 广泛，从祭祀到征伐，从恋爱到劳动，从阶级矛盾到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等 无所不包，但反映的却基本上是夏、商、周三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但到春 秋后期， 《诗经》从中原地区向四方传播普及。以在南方影响最大的楚民族 来说，自称“蛮夷”的楚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也能诵读《诗经》了。《左 传·昭公元年》记载：“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 二章。” 《左传·昭公七年》又记载：“(芋尹) 无宇辞曰：‘……故《诗》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如此，楚庄王八 年(前606年) 攻打陆浑戎时，陈兵周郊，问九鼎大小轻重①，说明楚民族对 夏、商、周三族都十分珍重和视为宝贝的“九鼎”，也同样是十分珍重和视为 宝贝的，其中原因除“九鼎”是权力的象征外，也包含了对周文化的向往， 可见楚民族已经被卷入春秋民族大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与楚民族的情况一样，当周太王的儿子太伯和仲雍同避江南时，越民族 乃为“文身断发”的“荆蛮”②。直到春秋初期，越民族与中原地区诸民族还 没什么来往，所以史书缺乏关于吴国和越国的记载。但是到了春秋后期，形 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吴公子季札到周文化的中心鲁国观 周乐一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相当长，极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越民族 接受周文化已达到相当的高度，特引述如下：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 曰：“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 《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 其周公之乐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 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 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乐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 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 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 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 《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 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 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 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 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 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箭》《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 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者， 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箭》者，曰： “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 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季札是吴王寿最小的一个儿子，他到鲁国观周乐时，正是周景王元年 (前544年)，而这时删订《诗经》的孔子年仅八岁。但是鲁国乐工为季札所 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今本 《诗经》基本相同，而季札对 包括夏乐、夏舞和商乐、商 舞在内的周乐、周舞的理解 这样深刻，评论这样的精当， 说明早在所谓孔子删订《诗 经》以前，越民族也已置身 于春秋民族大融合的激流之 中了。
无锡泰伯墓
甚至自称“我诸戎饮食 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①的西边姜戎首领驹支，在驳斥了晋国 大臣范宣子不让驹支参加盟会的攻击后，“赋《青蝇》而退”②。《青蝇》是 《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中有“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一句。驹支在此引 这句诗对范宣子十分有针对性，故“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①。 即范宣子自觉失言，连忙赔罪，请驹支去参加盟会，以顾全自己恺悌君子的 名声。可见戎族驹支不仅会讲“华语”，并且能赋《诗经》以达意，表现了相 当的文化水平，这又说明诸戎在与晋的长期交往中，也被卷入春秋民族大融 合的激流之中了。
另外，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的东夷的须句国受到邾人攻击时，求 救于姻亲鲁国。身为鲁僖公之妾的须句人成风说：“崇明祀，保小寡，周礼 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表现了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周礼，也成了夷人维 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据，可见东夷人已被冲进春秋民族大融合的激流之中。
这样，在整个周王朝之内，无论东西南北，所有的民族及其他族群都被 卷入春秋民族大融合的激流之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洪流，使 多元的西周各民族和族群的雪球逐渐向华夏族的一体滚滚而去，成为春秋战 国时期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方向、大趋势、大潮流。
3. 华夏族从初形到定型的发展过程
在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潮流涌起之中呱呱坠地的华夏族，经历了一个 从初形到定型的发展过程。
(1)华夏族的横空出世
春秋时期在中华大地上横空出世的新民族，先秦的历史文献中多称为 “夏”或“诸夏”。《尚书·虞书·舜典》有“蛮夷猾夏”的说法， 《左传·闵公 元年》又有“诸夏亲昵”的记载②。有的又称之为“华”或“诸华”。《左传· 襄公十四年》中有“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的说法，又有“诸华必叛”③的 记载。可见，古人时而以“夏”和“蛮夷”对称，时而又以“华”与“夷” 对称，所以孔子干脆视“夏”与“华”为同义词，他说：“裔不谋夏，夷不 乱华”④。最早把“华”“夏”连用的也是《左传》，即《左传·襄公二十六 年》：“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这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虽 然春秋之时文献中仍多以“夏”或“诸夏”，“华”或“诸华”称呼在民族大 融合的潮流中横空出世的新民族，但随着历史的 推移，“华夏”一词遂成为这个新民族的族称。
华夏族横空出世之时，其民族的自我意识也 开始产生。它的表现就是春秋时期民族关系朝着 民族大融合的大趋势发展的同时，民族关系的另 一个趋势也得到了发展，这就是随着华夏族的形 成，其与周边的“夷、蛮、戎、狄”的民族界限 更加明显。首先是地域界限自此明确固定下来， 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正是这个时期 形成的。春秋初期被称为“诸夏”的国家，主要 包括姬姓的鲁、蔡、曹、卫、晋、郑、燕，姜姓 的齐、许、申、吕，子姓的宋，姒姓的陈等国。 至于与“诸夏”对称的所谓“夷、蛮、戎、狄”，则基本上不再指中原地区内 的夷、蛮、戎、狄，而专指中原地区以外的“夷、蛮、戎、狄”了。其次，不 同的民族语言也明显表现出来，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都需“重译而至”①， 经过翻译方能了解。其三，在风俗习惯方面的区别也更为突出。例如服饰，华 夏族是头着冠，发着笄②，而戎狄是“被发”③，百越是“断发”④或“ 发”⑤， 西南诸少数民族则是“盘发”⑥或“编发”或“辫发”⑦。华夏族的衣服为右 衽，夷、蛮、戎、狄则多为左衽。华夏族行土葬，夷、蛮、戎、狄则或行火 葬，或行岩葬，或行悬棺葬等。因此，所谓“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从华 夏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正是民族自我意识开始产生的集中反映。
甲骨文
(2)华夏族的族群结构
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是华夏族的横空出世。但是，由于华夏族 是由夏、商、周、楚、越诸族，以及部分夷、蛮、戎、狄诸族共同体融合而 形成的，而夏、商、周、楚、越诸族或源于炎黄族群集团，或源于东夷族群 集团，或源于苗蛮族群集团，或源于百越族群集团，或源于戎、狄，因此， 就造成不同地区的华夏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诸侯 国林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争霸的结果，使得华夏族分成为许多族群，而成 为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民族的不统一，反映在战国时期的政治、经 济、语言、文化以及地域上，是“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农冠异 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①。族群问题的存在，正好说明横空出世的华夏 族，只不过是一个呱呱坠地的民族初形。一个民族共同体从初形到定型还有 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一个初形民族发展成定型民族，一般有三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各个族群 继续发展下去，一个民族也分化为几个民族，或出现一个民族建立多个国家 的局面。或如西方蛮族进入西欧，建立了多个国家后，在不同的条件下，逐 步形成为同一拉丁语系的几个不同民族;或如阿拉伯民族分散建立几个各自 独立的国家。另一条道路则是沿着融合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形成为一个统 一的民族从而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局面。第三条道路是在民族融合、族群统 一的基础上，以一个民族为主体，建立一个包括若干少数民族在内的统一多 民族的国家。历史证明，华夏族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下面我们先讨论华夏族 的族群结构问题。
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又是中国从分散的诸侯割据称雄的封 建国家到统一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过渡时期。经过春秋时期的诸侯 混战，到战国初期的形势是，在北起辽东，南抵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形成 了楚在南，赵在北，燕在东北，秦在西，齐在东，韩、魏两国夹在中间的七 大国，史称“战国七雄”。七国四周，还有宋、鲁、卫、中山、越、巴、蜀等 十几个不同民族的中小国②。在七雄鼎立的形势下，华夏族按地域分成了齐、 燕、赵、楚、秦五大族群。
孔子讲学图
笔者在上面述及齐在山东先后征服了阳、莱、牟、任、薛、州等被称为 “东夷”的小国以及东夷中最大 的一支“东莱”，此即《韩非子· 有度第六》所说：“齐桓公并国 三十，启地三千里。”从而成为 华夏族在东方的一个主要族群。
燕在东北方与戎人杂居， 春秋之时还是个弱国，常被山 戎所攻掠。但到战国时已成为 雄跨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 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 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 领土。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东北方的疆域，也使辽河 流域各民族逐步融合进了华夏族，从而成为华夏族在东北方的一个主要族群。
再看北边的赵国。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遂成为战 国后期在北方仅次于秦国的强国。早在战国初年，赵国就与戎人的代国关系 密切。公元前473年，赵襄子则以宴请为名，密令宰人刺杀了代王，兼并了 代国，确立了其在北方的地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正是华夏族 也融合进了戎、狄等人的一个例证。开始，当赵武灵王穿胡服，即废去传统 的上衣下裳，将下裳改为着裤，把大袖子的长袍改为小袖子的短褂，腰里系 上一根附有若干小环的腰带，脚上穿了一双有筒的皮靴，头戴貂皮冠上朝时， 群臣都被吓了一跳，认为穿胡服，会把中原文化丢掉，而大加反对。但是为 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坚持变服，他说：“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去 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所以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需 要而“制浴”①。由此之后，赵武灵王改革的服装形式遂成为华夏族服装形式 的一部分，赵也就成为华夏族在北方的一个主要族群。
再看西边的秦国。秦居处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毕，膏壤沃野千里”②， 原系周民族先世地盘。周人东迁后，遂归于秦。其本是犬戎的一支③，因护送 平王东迁有功，秦襄王始列为诸侯，开始吸收周文化。但在战国初期的百年 中，仍不得参与中原地区各国的事务，只能局处西方，可是就是在这个时期 内，秦与西方诸戎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斗争的结果，是活动在陕、甘、宁、 内蒙古及其以北地区的犬戎、嗣谙、翟、独、邦、冀、白翟、大荔、义渠、 乌氏、朐衍以及白狄的一部分，大多先后被秦征服，有的则转移到了漠北地 区。于是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①，成了华夏族在西方的一个 主要族群。
最后看南边的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一带的楚国，经过长期的争霸战 争，终于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五霸”之一。就是在这种霸威之 下，当时楚国东面的群舒和淮夷诸部就受到楚的控制，在齐国称霸中原时， 楚又乘机灭了弦、黄二国，打败了徐国;西、南两面的群蛮、百濮、卢戎等 也多臣服于楚;楚北面周民族所建立的姬姓国及其他诸侯国或屈服，或被灭， 如楚打败过随国，灭掉了申国、息国、邓国，控制了陈国和蔡国，并插手郑国 的事务。在春秋时期的近300年中，楚国在与齐、宋、晋争霸中原时，向东 部、南部得到很大的发展，从而使“蛮夷皆率服”②，先后灭了四五十国③， 除西周的一部分封国外，还有卢戎的一部分，东方群舒以及淮夷的大部分， 商王朝遗留下来的徐国以及东夷的某些小国、群蛮和百濮的一部分④，统一了 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北抵黄河，南达今云南，成为“地方五千里”⑤的泱 泱大国以及华夏族在南方的主要族群。
尽管华夏族初形横空出世之后出现了众多的族群，但是，从春秋时期开 始涌起的民族大融合的潮流，到战国时期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奔腾，华夏 族这个雪球继续滚滚向前。
(3)华夏族的统一
到战国后期，谁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呢?
纵观战国形势，从表面看来，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⑥，是战国 七雄中疆域最大、人口最多、兵力最强的国家。从实力地位上来说，楚国完 全有可能担当起统一华夏族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 观意志为转移，楚国并没有能担当起这一使命，究其根源，那就是从整体全 局和历史发展的深度来看，在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以楚为中心的华夏族的支 系，比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华夏族的其他体系，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 文化上、历史上，相对地说都要落后些、原始些，一句话就是先天不足，无 力承担统一华夏族的历史使命。
在经济上， 《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 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可见以越为中心的华夏族的支系 的经济属于“火耕水耨”的经济类型，与黄河流域华夏族诸族群的灌溉农业 经济类型相比，其原始性、落后性不言而喻。
在政治上，经春秋时期的大分化、大动荡和大混战，中国奴隶制度已土 崩瓦解，进入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华夏族诸族群纷纷变法改革，新兴的地主 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新时代，而楚国却一直是奴 隶主贵族垄断了政治经济大权。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各诸侯国奴隶制度的土崩 瓦解，对长江流域楚国的冲击似乎不大，似乎影响甚微，所以《韩非子·和 氏》中说楚国的旧传统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战国时期，楚悼王虽然顺 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任用吴起进行变法，给奴隶主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以 沉重的打击，但好景不长，不到两年，楚悼王死后，不仅吴起被奴隶主贵族 复仇的乱箭射死，连变法的成果也付诸东流。与黄河流域华夏族诸族群相比， 以楚为中心的这个华夏族群在政治上的落后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由于这 种政治上的落后，加深了楚国社会的矛盾，国势如江河日下。
张生太 《诸子百家》
在文化上，以《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民 族的民族特征，但是终因其是南方“火耕水耨”经济类型的产物，与黄河流 域以周为代表的文化相比，就显得较为僻陋，而带有边疆性、非正统性。因 此，到战国时，楚威王还不得不谦让地说：“楚国僻陋，托东海之上;寡人 年幼，不习国家之长计。”①所以楚文化虽然有《楚辞》为其总代表，但这 又是其唯一的代表。黄河流域华夏族诸族群的文化则截然不同，以周文化为 代表的华夏文化，因为继承和发展了夏、商文化，而具有系统性和正统性。 早在春秋初期，鲁国人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删定六经：《易》《诗》 《书》《礼》《乐经》《春秋》，使夏以来的古典文献得到整理，使周文化得以条 理化和系统化。战国时期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稍加排比，可 以看到，战国“百家”的代表人物中墨子、孟子是鲁国人;庄子、惠施是宋 国人;荀子、慎到、公孙龙是赵国人;孙膑、邹衍是齐国人;商鞅、吕不韦 是卫国人;李悝是魏国人;韩非子是韩国人;申不害是郑国人。相传是楚 国苦县人的老子，也因苦县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也是被周文化熏陶大的。 就是为楚国进行变法的吴起也是卫国人。而楚国唯一可以与黄河流城“诸 子百家”齐名的就是屈原。从这个角度来比较，楚文化的落后性也就不言 而喻了。
在历史上，楚国从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算起，到公元前223年被秦 所灭，前后共800余年，历史不可谓不悠久了。但是与黄河流域相比，就整 整相差了夏、商二代共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当黄帝的传说极盛于战国 时期，为黄河流域的“诸子百家”赞不绝口之时， 《楚辞》的叙事则从尧 舜开始，可见以楚为中心的这个华夏族群在历史时代上的差距也是十分明 显的。
历史常常有它自己巧妙的安排，楚无力承担的统一华夏族的历史使命， 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地被局处西方的秦国完成了，正如俗话所说，有心栽花花 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秦为什么能完成统一华夏族的伟大历史使命呢?公元前395年，秦孝公 重用卫国人商鞅实行变法改革。商鞅变法的内容是大家所熟悉的，在这里笔 者主要从秦吸收、继承和发展周文化方面来考察。一方面，商鞅“令民为什 伍，而相牧司连坐”，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从而“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 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县，古称邦畿千里之地为县，后亦称王畿内都邑为县，其后诸侯境内之地亦 称县。春秋时期，作为地方行政区划最初只是设置在边地，并封给有军功之 臣，所以晋国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秦推行县制， 不仅吸收、继承了周文化的传统，而且将其作为法令在全国推行，使春秋以 来出现的县制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大大发展了周文化。更重要的是 秦实行编户制、“连坐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推行县制这一系列变法，对 西周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氏族血缘关系是摧毁性的打击，从而为华夏族的统一 提供了地域关系的基础。
另一方面，商鞅“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 有，举以为收孥”。又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 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宣布“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①。 秦这样奖励耕织，奖励个体小农经济，正是对周文化重农思想的继承;废井 田，开阡陌虽然是对井田制的否定，但却是对正在各诸侯国中兴起的封建土 地所有制的肯定和发展。秦在经济上的这一系列措施，既继承了周文化，又 发展了周文化。这也正是秦国商鞅变法，比单纯“要在疆兵”②的楚国吴起 变法彻底、高明和伟大之处③。而统一度量衡是大大有利于加强民族共同体内 部的经济联系的。无疑，这些经济上的变法措施对华夏族的统一，在封建共 同经济生活方面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这样，秦对周文化的继承，特别是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对周文化创 造性的发展，使之后来居上，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文化 上，都达到了历史前列。秦不仅打败了韩、赵、魏三国，夺得了魏在河西的 全部土地，而且不断向西、向南、向北扩张，先后兼并了周围一些侯国和其 他一些民族和族群，增置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商阳郡、三川郡、上党郡、 太原郡等，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小国，一 跃而成了完成华夏族统一伟大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挑起完成统一大业重担的是秦始皇。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到公元前 221年灭齐，秦始皇用10年的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纷 争的状态，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 帝国，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的。仅就民族形成问题 来说，秦帝国的建立，是华夏族统一的标志。
自春秋以来涌起的民族大融合的潮流，历经近五个半世纪，终于以华夏 族的统一而告结束。
(4)华夏族的定型
斯大林曾经说过：民族“不是什么偶然的混合物，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 混合物”“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 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①秦始皇凭借 手中掌握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从政治到经济、从地域到语言文字， 从思想意识到文化生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统一华夏族，以与统一 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相适应。这样，在客观上也就促使华夏族完成了从初 形到定型的发展过程。
第一，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统一并稳定了华夏族的共同地域。实行郡县制 还是分封制，这不仅是一个国家行政体制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地域 能否统一和稳定的问题。前已提及，县，始于春秋时期，在边地设置。后晋、 楚、秦等国往往在新兼并的地方置县。到春秋后期，各诸侯国才开始把县制 推行到内地，而在新兼并的地方置郡。郡，最早始于晋国，面积比县大，但 地位比县低。战国时，边地逐渐繁荣，才在郡下设县，产生郡县两级制。郡 县制不仅对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有巨大作用，而且对维护民族共同地域 的统一和稳定也有重大意义。所以，从春秋到战国，郡县制的产生和发展， 与民族融合的产生和发展是相吻合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决定废除分封制， 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设置了36郡，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增至42郡，使郡 县制确立为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这既有利于新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的巩固，也有利于华夏族共同地域的统一和稳定。于是“东至海暨朝鲜，西 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嚮) 户，北据河为 塞，并阴山至辽东”①，成了华夏族稳定的共同 地域。
第二，秦始皇规定“书同文字”是华夏族 共同语言统一并稳定的标志。由于战国七雄鼎 立，华夏族形成了几个具有不同地方特点的族 群。西周以来的官方文字——金文，各诸侯国 虽然大体上一致，但晚周的兵器刻款、陶文、 印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有很大的区域性 的差别， 如“马”字， 齐作“
”， 燕作 “ 
”，晋作“ 
”，楚作“
”。字例很多，不 胜枚举，表现了简体、异体和一字多形的情况。 显然，这是不利于华夏族的统一和稳定的。秦 始皇统一六国后，丞相李斯“罢其不与秦文合 者”②的提议，得到秦始皇的同意，分别于始皇 帝二十六年(前221年) 和始皇帝二十八年 (前219年) 两次规定以整齐的秦国的小篆作为 标准文字，以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并令李斯、 赵高、胡母敬三人分别用小篆作《苍颉》《爰历》 《博学》三篇，程邈作隶书，作为法定的文字范 本颁发全国，结束了战国时“文字异形”的状 况。文字是人们用以记录语言的符号和交流思 想的工具，是人们在劳动生活中，逐渐孕育、 选练、发展出来的。所以秦始皇“书同文字”， 可以说是华夏族共同语言统一和稳定的标志。 更重要的是小篆的产生还宣告了汉字的古文字 阶段的结束;隶书的使用则在很大程度上抛开 了古汉字的象形因素，使文字变成抽象、会意 的记号，为现代方块汉字奠定了基础。
《会稽刻石》
秦·两诏铜斤权
第三，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是统一和稳定华夏族共同 经济生活的有力措施。斯大林说过：“单是共同的地域还不能造成一个民族。 除此之外，还需要内部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的各个部分团结为一个整体。”① 统一货币就是加强华夏族内部经济联系的措施之一。战国时，由于各国自行 铸币，所以货币的形式、大小、轻重都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这当然 是不利于华夏族进行共同经济生活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货币统一为两 种：黄金为上币，以镒(20两) 为单位;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 单位。并宣布珠、玉、贝、银、锡等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这不仅从根本上 结束了币制混乱的状况，对经济交流和市场的扩大也起了积极作用，加强了 华夏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性。在这里又需要指出的是：从此以后，方孔圆钱成 了后来汉族所用货币的主要形式，直到清朝末年为止。
统一度量衡是加强华夏族内部经济联系的措施之二。春秋时期诸侯国各 自为政，使得度量衡制度十分混乱。例如齐国每斤合198.4克，而楚国每斤 则合227.2克。春秋晚期的齐国田氏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家量”。战国时， 各国的度量衡仍不统一，如秦国的量制是一斛20斗=100升=1000合=2000 龠;齐国的量制则分为升、豆、区、釜、钟;赵国每斗之值约为2114毫升， 魏国每斗之值则约为7140毫升。这种差异，显然严重妨碍着各地区经济联系 的交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秦始皇则用法律的形式统一了度量衡。他除亲 自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器械一量”②外，还由中央制造颁发度量衡标准 器，作为各地制作和检定的标准。同时，每年对度量衡还要作一次鉴定。显 然，度量衡的统一不仅便利国家征收赋税，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秦的 度量制度一直沿用到三国，以后虽有所变化，但各种基本单位及各种比值却 长期延续了下来，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可见其对后来汉族度量制度影响的久远。
“堕名城”“治驰道”“车同轨”③是加强华夏族内部经济联系的三大措 施。战国时期，交通系统都是以各诸侯国国都为中心的互不联结的闭塞体系。 “堕名城”“治驰道”，即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下令堕毁了战国时期各诸侯 国所筑的城郭，拆除了交通要道上的堡垒，疏通了河道上的障碍。并以首都 咸阳为中心，于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 宣布“车同轨”，始皇帝二十七 年(前220年) 宣布“治驰道”，把战国时互不相联结的交通系统联结和统一 起来，再加上在西北、西南，以及岭南地区开发的山区道路，从而构成了秦 帝国以驰道为主干的全国性交通网。据有关史料记载，秦帝国共治驰道九条， 形成了“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①的新局面。这种 驰道据说是按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植青松一株的规格修建的，是谓“车同 轨”。与此同时，又令常在云贵地区修筑“五尺道”，以及用兵百越时在五 岭修筑了“新道”，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华夏族 内部的经济联系，正是“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②。
第四，秦始皇颁布统一的法律令，把“人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以及长城的修建，统一和稳定了华夏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伦，即人伦，是阶 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孟子·滕文公上》说：“使契为司徒，教以 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西周的宗 法思想和礼乐制度中已开始形成的父慈、子孝、君义、臣忠的共同心理素质， 经过春秋孔子所创儒学的发展，经典性地提出了“仁”的道德理论学说。 “仁”的定义是“爱人”和“克己复礼”。孔子“仁”的学说的提出，不仅是 当时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对于华夏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来说也是一种飞 跃。秦始皇以秦律为基础，吸取各国法律中有用的条文，统一法律令，使 “法令出一”，把已形成为华夏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伦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 了下来。正如琅玡台石刻中所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 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正因为秦律的指导思想是“圣智 仁义”，所以才要求全国人民“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 良”。③故《礼记·中庸》托名孔子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其所谓“今”，显然是指秦统一以后;“行同伦”，也就是指秦始皇以“圣 智仁义”为指导思想的统一法令。这样，也就统一和稳定了华夏族的共同心 理素质。
内蒙古包头秦长城遗址
秦始皇“筑长城”，把原有的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重新加固，连成一 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阻挡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 扰，稳定了华夏族的共同地域。更重要的是巍巍万里长城是汉族发展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既是华夏族各族群统一的标志，又是华夏族定型的象征。与此 同时，万里长城不仅是建立在华夏族共同地域上的长城，也是建立在民族共 同心理素质中的长城，即建立在人们心中的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至 今，长城仍然是汉族认同的一个象征。
秦始皇所有这一切措施，完全是借助于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权威进行 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华夏族 的发展很可能会走上西欧或阿拉伯的道路。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秦统一的 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建立，对华夏族各支系的统一，以及对华夏族从初形到 定型发展过程的完成，都是有决定作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秦统一的 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建立，也就没有华夏族的统一，也就没有华夏族定型 的完成，更没有汉族的形成。因此，从汉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来说，我们对于 秦始皇的这个功劳，对于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建立，都应该给予 充分的肯定。
秦始皇采取的措施， 促使华夏族完成了从雏形 到民族定型的发展过程， 这就大大加强了华夏族的 民族稳定性。所谓民族稳 定性，就是民族的确定性、 顽强性和长期存在。确定 性，就是它的成员是明确 的、清楚的，毫不含混， 外部标志鲜明;顽强性， 就是它在与其他人们共同 体交往时，是坚强的、耐 久的，经得起内忧外患， 有巨大的聚合力和向心力; 长期存在，就是它的历史 范畴，它将在一个很长的 历史时期内存在下去，有的直到将来的民族融合和消亡之时①。秦始皇巩固统 一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华夏族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 心理素质，都更加确定，而成为一个经得起任何狂风巨浪考验的“稳定的人 们共同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民族的稳定性的形成，就是一个民族完成 从初形向定型发展过程的标志。
华夏族这个雪球，在历史的风雨中，经过2500多年的滚动，终于开始屹 立在世界的东方。
(三)第三部曲：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对历史的发展是要有耐心的。汉族的形成从夏族开始在黄河流域崛起， 到秦始皇叱咤风云统一华夏族，汉族形成的这个雪球在历史的长河中整整滚 动了2500多年，才临近汉族形成的最后一个阶段——汉帝国，奏起了汉族形 成的第三部曲。
1. 汉承秦制——华夏族在“大一统”中向汉族发展转化
历史总是多层次、多侧面、立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当秦始皇以其赫赫 大功，彪炳于中国历史和汉族发展史之际，带给人民的却是繁役重赋，苛 法酷刑，饥饿与死亡，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地交汇并激化，强大一时的秦 帝国统一后仅15年，即在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狂飙之中土崩 瓦解，继之而起的是继承“秦制”的汉帝国。华夏族在这个历史的急骤转 变过程中，也随之发展转化，形成为汉族。“汉承秦制”，从汉族形成的 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是汉族完全继承并发展了华夏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 特征。
华夏族是如何发展转化为汉族的呢?
汉承秦制，汉帝国完全继承了秦帝国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体，并根据 其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大大发展了中央集权制。这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 不仅大大强化了汉帝国的国家机器，也大大强化了汉族的一体性。
政治学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中央集权是国家完整性的象征。中央集权 的强弱程度，表明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大小。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执 行国家对外的职能上，能动员全部国力抵御外来侵略，保护国家领土的完整; 在执行对内职能上，又能抵御自然经济产生的地方离心力。同时，中央集权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措施，不仅能不断加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 使国家的统一日趋稳定，而且也能加强国内民族的内部团结，使统一的民族 日趋稳定。
为了在下面能展开分析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的情况，在这里，我们 有必要先简略地考察一下中央集权制在中国产生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源。
先秦时代，被称为“社稷”的国家政权，不仅象征着统治阶级的整体利 益，也是民族赖以形成的前提条件。但是，从夏到西周，社稷与君主是合二 为一的，其源盖出于君权神授。这个传统观念，不断地被历史上胡作非为的 君主所导致的社稷不安的现象所冲击，荀子就明言：“有乱君，无乱国。”① 这就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君主即社稷的观念。春秋时期的齐国大夫晏婴就大胆 地把君主与社稷区分开来。战国时一些思想家进一步认为，君主虽然是社稷 的中心人物，但君主的言行不一定符合社稷的利益，在二者发生矛盾时，应 该把社稷的利益放到君主利益之上。对此，孟子有一句名言，即：“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②
在战国另一些思想家的著作里，社稷被称为“公”“天下”。与社稷即君 主的观念一样，春秋时期“公”与君主也是合二为一的，认为“公”就是为 君主。战国时期，“公”与君主也就逐渐一分为二了，把君主的个人行为、 喜好等视为“私”。许多思想家提出了贵公而后私、尊公而抑私等主张。《吕 氏春秋》中有一篇《贵公》，把这种理论主张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天下非一 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从社稷与君主一分 为二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中央集权制产生的理论基础之一就 是社稷与君主一分为二的观念。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各大小诸侯国之间的斗争，使得君主专制在历 史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加强。从夏、商、周三个王朝来看，无论是夏王朝的 “官百”，还是商王朝的“内服”“外服”，或是周王朝的“六卿”“五官”，都没 有产生过制约君主决断的政治机构。商王朝初年，大臣伊尹还可以对不遵汤 法的帝太甲“放之于桐宫”。但到商王朝末年，谁也奈何不了纣王的暴虐统 治。西周虽行分封制，但周天子依然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春秋的争霸和战国 的称雄，都使君主专制愈来愈强化。荀子对这种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进行了 总结，提出“以善至者待之以死;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①，这就为中国封建 主义思想开了先河，于是，社稷的理论与专制主义思想相结合，就形成了秦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如前所述，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华夏族诸族群得以统一。
汉承秦制，中央集权的秦帝国覆灭于农民战争的洪流之中，但中央集权 的封建国家经过农民战争风暴的洗礼，在汉帝国“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 反而更加强大。特别是汉武帝“兼文武，席卷四海”②，在政治、经济、文化 上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的一系列措施，使“海内一统”③，华夏族迅速完成了从 华夏族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在政治上，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13个监 察区域，叫13州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巡行监察郡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 控制，此其一。其二，实行“编户齐民”④，户口簿上登记了居民的年龄、性 别、亲属关系以及土地财产等情况，并规定：非经政府允许，人民不得任意 迁徙，使国家直接控制民户。其三，实行“削藩”，逐步剥夺各诸侯国的部分 土地，归中央直接统辖。在这个过程中，汉景帝还以果断的行动，于公元前 145年一举平定了“七国之乱”，把各诸侯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 央，诸侯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了。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消弱诸侯国割据势 力，还于公元前127年颁布了“推恩令”：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 可以推恩把自己的部分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于是由郡统辖的， 只能衣食租税的小侯国越来越多，而诸侯王国的封地却越来越小。后又颁布 “左官律”和“附益阿党之法”，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 政治势力的发展。并以种种借口夺爵或废除诸侯王，使诸侯国的数目也越来 越少。显然，这些政治上的措施，从民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都有利于民族 内部团结的加强，有利于民族共同地域的稳定。
汉代五铢
在经济上，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公元前110年，由大司农桑弘羊建议， 汉武帝颁布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即由均输官掌管各地输京物品的买卖和 运输。它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运输“径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①的 现象，有利于各地经济联系。平准法即在京师设平准官，统一调剂运输和平 抑物价，“贵则卖之，贱则买之”②。这样，以京师为中心，建立起了规模巨 大的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借助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力量而大大发 展。另外，又统一和稳定币制。汉初，因为“秦半两”太重，使用不便，允 许私铸一种轻而小的“荚钱”，结果使铜钱轻重不一，造成货币混乱。公元前 113年，汉武帝整顿了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并宣布销废郡国铸造的各 种铜钱，颁行名为“三官钱”的五铢。因其质好量足，轻重合宜，适合于当 时社会经济的需要，自汉至隋700多年间，虽中经南北朝之币制混乱，但隋 时仍以五铢统一全国的币制。显然，汉武帝的这些措施，对于民族认同来说， 都是有利于加强汉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有利于汉族共同经济生活的统一和稳 定的。
在文化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 “《春秋》大一统”之义成为汉帝国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使儒学取得了统治 地位。
中国封建时代最早的一个大思想家孔子创立的儒学，其在世时通过删定 《六经》，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通过聚徒讲学，儒学 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孔子虽然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但在奴 隶社会衰亡、封建制度兴起的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动中，尽管其思想难免带 有奴隶主贵族的种 种烙印，但由于其 所创立的儒学适应 了新兴封建地主阶 级的需要，在中国 封建社会里长期处 于支配地位， 所 以， 从本质上来 说，孔子应该是新 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其原因如下：
第一，孔子的家庭早已从奴隶主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他自己就说过：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①事就是鄙贱的技艺，这种没落贵族的家庭出身， 为其成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提供了阶级基础。
第二，孔子所在的鲁国，春秋时期无例外地被卷进了社会大变动的历史 旋涡之中。早在孔子出生前，鲁国的政权已掌握在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之 手。以权势最大的季氏而言，其把所分得的人口全部解放为自由民，采用封 建的征税制，显然这是对奴隶制度的革命。但是，在政治上季氏却没有胆量 开夺君位的先例。这样，处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之中，既有改革，而改革又 不彻底的鲁国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也必然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为其成 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
第三，子产是春秋时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其创立按“丘”征“赋”制度， 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布，不毁“乡校”以听取“国人”意见的种种改革， 政绩卓著。特别是关于“乡校”一事，有人主张毁掉平日一般士大夫议论朝 廷政治的集聚地——“乡校”，子产反对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 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时孔子至多11岁。他后来评论 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②在这里，孔子以“仁”来赞 扬子产的政治改革，足见他的思想和时代的步伐基本是合拍的。
正因为孔子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所以在封建制度确立的战 国时期，儒家已成为“百家”中力量最强的一派。在其后发展的漫长历史过 程中，日益渗透在广大人民的生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之 中。故秦始皇虽焚书坑儒，但其本来就置有包括儒学在内的博士官70员。更 重要的是如前所述，秦始皇把以儒学的“圣智仁义”为核心的人伦关系用法 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种人伦关系，在长期的渗透中积淀成为华夏族共同 心理素质的主要内容。汉初，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为时不久，汉武 帝即为巩固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建议，使儒学发展为经学，在形式上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这对汉族共 同心理素质的影响极大。
在汉帝国，“《春秋》大一统”之义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基础，不仅 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统一历史主流的前进，也是维系汉族长期稳定的思想纽带。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 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在这里，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孔子所主张的大一 统，只是要求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的 萌芽却是有进步意义的。董仲舒继承并发扬了“大一统”的思想，他在汉武 帝策问贤良文学时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② 在这里，他宣称《春秋》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是谁也不可违抗的最高原则， 是天地之常道，古今之通义。他的所谓“大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于天 子，并使四海“来臣”。于是，在孔子的旗帜下，他把儒家各派和“百家”学 说在《春秋公羊》的名义下统一起来了，如他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 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学统一了起来，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 统一了起来，把儒家与墨家的义利学统一了起来，把孟子的性善学与荀子的 性恶学统一了起来。这种以孔子儒学为脊梁的“百家”学说的统一体，既为 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华夏族向汉族发展、转化为统一 和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汉帝国，“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念的建立，人伦关系的系统化和 理论化，使儒学成了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血肉部分。前已提及孔子经典性 地提出了关于“仁”的道德伦理学说，认为人和人之间要相爱，“仁”的 标准是“礼”。关于“仁”和“礼”，可以用孔子自己讲的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③。董仲舒则根据孔子的仁义道德伦理 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又进一步发挥，系统地提出了 “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 于天子”④。在天道之下，“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 则民有所让而民不敢争”①。董仲舒 又吸收韩非子的学说，提出如同天地 阴阳一样，由天的意志决定君为臣 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三 纲”。而维护和调整“三纲”的永恒 不变的道德原则就是“仁、义、礼、 智、信”，即“五常”。在此基础上， 构成了维护整个封建制度的四大权 力：神权、政权、族权、夫权。无需 多言，董仲舒所提出和建立的这一整 套封建的人伦道德观念，对中国社会 的消极影响乃至反动作用是人们共知 的。但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唯物论者， 在批判和清除“三纲” “五常”的消极影响和反动作用的同 时，也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人伦道德 观念对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 展的深远影响，必须历史地、辩证地 看到其在汉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重要地位。
这种影响和作用特别集中地表现在“孝”上。“孝”，作为集中反映和表 现汉帝国时从华夏族发展、转化而形成的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种伦理观念， 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的。笔者在论述周民族的形成中曾指 出：周民族把宗教观念上的尊祖，延长为伦理观念上的宗孝，也就是以祖为 宗，以孝为本，形成“有孝有德”的伦理性特点。其实，再往上追溯，“孝” 应该是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的产物，是家族血缘关系在伦理观念上的反 映。恩格斯说：“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 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 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②“孝”就是这种义务的具体表现和概括。由此 我们还可以推断，“孝”的观念，还是原始社会末期祖先崇拜事实的反映， 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①即是一例，而且从夏、商 两代都重视祖先崇拜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正因为“孝”是“天之经”“地之 义”“民之利”②“百所不通”③的东西，所以“孝”的伦理观念在汉帝国的 “大统一”中得到登峰造极的发展，出现了汉“以孝治天下”④的历史景观。
首先，汉帝国把《孝经》立为经典，成为“七经”之一，确立了《孝经》 在经学中与《春秋》并驾的地位。《孝经》是后世儒家根据孔子“孝慈，则 忠”⑤的思想阐发写成。所谓“孝慈，则忠”，就是说统治者若能以孝治家， 老百姓就会效忠于他。所以“孝”被看成是各种道德的根本，正如《孝经·开 宗明义》所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于是《孝经》作为经师 传授的主科之一，遂成为汉帝国通行的教科书。据历史文献和文物记载，汉 代关于“孝”的教育十分普及，除经师传授外，又以碑刻、画像石等形式遍 及各地，如武梁祠画像中有“曾子□□孝以通圣明”、老莱子“事亲至孝”⑥; 山东嘉样武氏祠画像中有“伯榆悲亲”“京师节女”“丁兰侍木人”⑦等孝行 故事入画。还对“孝子”进行颂扬，如乡里著名的孝子死后，可直接以“孝 子”题名墓碑⑧。这样不仅中原地区农村“令幼童读《孝经》”⑨，而且边远 地区也“令家家习之”⑩。
贺知章 草书《孝经》局部
其次，汉帝国以孝廉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确立了“举孝廉”的察举制。 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 人”(11)。元朔元年(前128年)，又下诏：“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 ‘……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①此后， 以“孝”为本的察举制遂成定制，到东汉和帝时，“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 ……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②。于是孝廉遍布全国，有孝 行的人可到地方乃至中央做官，正是：当官必走行孝之途。汉代不少名臣， 如王吉、京房、师丹、孟喜均以举孝廉入仕③，赫赫有名的曹操少时也曾被 “举孝廉”④。
再次，汉帝国在农村设乡官“孝弟”，掌握村社中农民伦理道德行为和社 会风尚⑤，使“孝”成为封建皇权维系农村基层统治的纽带。汉景帝后元元 年(前143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各一人)”⑥。汉代农村中关于 孝行方面的教育、表彰、劝诫等事，均由乡官孝悌承担。正因为孝悌在汉帝 国的农村基层组织中有这样重要的作用，所以汉帝国十分重视对“孝”的伦 理道德的体现者——孝悌的奖挹，汉初惠帝时，即“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 身”⑦，武帝时下诏“嘉孝弟力田”⑧，昭帝时又下诏“闵劳以官职之事， 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⑨。这种优抚孝悌的诏书在汉代不断发布，几乎与汉 帝国相始终。
最后，汉帝国以“孝”为谥，企图通过世代不绝的尊祖爱亲，以求刘家 王朝一族一姓统治权的安享延续。从这个目的出发，汉代帝王可以因祥瑞、 灾异“改元”，而不能去掉谥号上的“孝”字，所以除高帝刘邦和世祖刘秀 外，自西汉惠帝、东汉明帝以下，帝王谥号都标以“孝”字，“孝”成了刘 家王朝保证长治久安的“护身符”。
从上可见，汉“以孝治天下”，就是通过政治的、思想的、教育的、伦理 的、艺术的、礼仪的种种渠道，渗透到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 进入到人们的血液、骨髓之中，使“孝”在社会各个角落有形或无形地发生 着巨大的作用，“得万国之欢心”“得百姓之欢心”“得人之欢心”①，从而使 儒学成为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血肉部分，赵苞的故事就是一个活例：东汉时， 辽西太守赵苞在母亲和妻子被鲜卑掳获作人质的情况下，仍率兵大破鲜卑， 母亲和妻子都被杀害，其对乡人说：“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 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②说完，号哭呕血而死。因此，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和稳定来说是有重大 和深远的意义的。
汉帝国，特别是汉武帝时“海内一统”种种措施的实施，都表明汉帝国 时中央集权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大一统”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华夏族就是在这种“海内为一”③的“大一统”中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 化，从此以后，汉族以世界上最大、最古老民族的英姿，高耸于世界民族 之林。
2. 汉族族称的确定
汉族族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交叉的发展过程，即先后出现“秦 人”“汉人”“唐人”之称;同时，“秦人”“汉人”“唐人”三称又交叉 使用。“汉人”之称在曲折、交叉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取得主流地位，最后 确称为“汉族”。
历史具有发展速变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保守缓变的一面。华夏族诸族群 在秦始皇的武力面前迅速统一了起来，秦帝国的声威也风驰电掣般地飞扬四 域。但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秦帝国的“庐山真面目”，其又俄顷土崩瓦 解，为汉帝国所取代。于是，当四域各国称统一的华夏族为“秦人”之时， 华夏族已发展、转化为汉族了。由于这种“时间差”的产生，西汉之时，刚 形成的汉族仍被四域各国各族称之为“秦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称汉族为“秦人”。《史记·大宛列传》载：贰师 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据 查，《汉书·李广利传》在抄录这段文字材料时，仅将“秦人”改为“汉人”， 可见此所谓“秦人”即指汉 族。随后，班固在《汉书》 中亦称汉族为“秦人”。《汉 书·匈奴传》载：“于是卫律 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 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 至， 无奈我何。’”这里的 “秦人”，即“秦时有人亡入 匈奴者， 今其子孙尚号秦 人。”①可见秦人后裔在汉代 仍被匈奴称为“秦人”。那么 汉帝国之人是否也称之为 “秦人”呢? 《汉书·西域传》 武帝征和四年下轮台之诏罪 己，引军侯弘上书：“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 对此，颜师古《注》中明确指出：“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宋代 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亦云：“据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可见 汉帝国之人也被称之为“秦人”。
悉尼唐人街
除历史文献的记载外，历史文物也提供了例证，永寿八年石刻《刘平国 治□谷关颂》：“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 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谷关。”王国 维考此石刻，证明汉代“皆谓汉人为秦人”②。
正因为汉帝国之时汉族称之为“秦人”，所以尽管秦帝国早已土崩瓦解， 但因其声威远震，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等国人仍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 等，后在佛教经典中译作支那、至那或脂那;近代日本曾称中国为支那;现 代西方各国称中国为China，其源盖出于“秦”字③。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东汉之时汉族已有“汉人”之称，除上已提及 的《汉书·李广利传》将“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中“秦人”改称为“汉 人”外，在《后汉书》中更是频频出现，如， 《后汉书·西域传》载：莎车国 大人休莫霸“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于王。” 《后汉书·南匈奴 传》载：“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求内附。”“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 朝。” 《后汉书·西羌传》载：“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 来降，与汉人错居。”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议郎蔡邕在议及破鲜卑问 题时曰：“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 《后汉书·耿恭传》 载：车师王国“后王夫人先世汉人。”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所载建安十一 年，“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一事，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记为： “乌桓乘天下大乱，略有汉民十余万户。”可见，汉帝国在通西域，伐匈奴， 平西羌，征鲜卑，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邻国和邻族进行了空前频 繁的交往，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各邻国和邻族遂弃旧称，在称汉帝国的使者 为“汉使”、称汉帝国的军队为“汉兵”的同时，顺理成章地改初“秦人”为 “汉人”。当然，此时所称之“汉人”或“汉民”，均为汉朝人之义。同时，毋 庸赘言，“汉人”之称则源于汉帝国。这也是现代一些史学家认为汉族之名 起于汉帝国的主要原因①。
其实，“汉人”一词真正赋予“汉族”之义，指称汉族是在南北朝之时。 这时国运长达400年之久的汉帝国被魏、蜀、吴三国肢解后，经五胡十六 国，到南北朝，正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时。北方少数民族所建之割 据政权，特别是北朝的北魏、东魏和北周的统治者都是鲜卑族，他们对所 统治的中原居民，统称为“汉人”或“汉儿”②。对此“汉人”一词指称汉 族之缘起情况，清末文学家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作了详细的论述， 文字虽然较长，但为了弄清汉族族称确定的历史情况，还是有必要引述 如下：
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魏末。北齐高欢氏，虽云渤海人，而欢 之祖徙居怀朔镇，已同胡俗。故《北史·神武纪》云：“神武既累世 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及执魏政，其姻戚同起者，如娄昭、 尉景、刘贵等，皆非中国种族，遂目中原人曰汉人。如《文宣皇后 李氏传》云：“帝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正言，汉妇人不可为天 下母。”以李后为赵郡李希宗女也。《杨愔传》：“太皇太后曰： ‘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以对愔等议，欲处娄后于北 宫，政归李后，故娄后为此言也。《废帝纪》云：“文宣每言太子 得汉家性质。”以废帝李后所生也。《杨愔传》：“废帝曰：‘天子 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指愔及燕子献、宋钦道、郑 子默也。《斛律金传》：“神武重其古质，每戒文襄曰：‘尔所使多 汉，有谗此人者，勿信之。’” 《北齐书·高昂传》：“高祖曰：‘高 都督纯将汉兵，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 《高德政传》：“显祖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 即合死……’”《北史·高昂传》：“刘贵与昂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 死，贵曰：‘一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 《薛修义 传》：“斛律金曰：‘还仰汉小儿守，收家口为质……’”此类甚多， 皆分别汉人之始①。
及至唐代，由于唐帝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繁盛的京都长安， 丝绸古道上的骆驼商队，乘风破浪的日本遣唐使船，去印度取经的玄奘，以 及诗坛上的千古绝唱，艺苑中的书法和绘画……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 夺目的篇章，其震古烁今的文明，千余年来不仅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东方 和世界，于是，唐帝国时，又出现了“唐人”一词指称汉族的新情况。如唐 沈亚之《沈下贤文集》称：“自翰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 于金城、会宁，东西至于上郢、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 孙，生为戎奴婢。”②《新唐书·吐蕃传》刘元鼎出使吐蕃经过兰州时，所见 “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又如元 人吴鉴在《岛夷志略·序》中云： “自时厥后，唐人之商败者，外形率 待以命使臣之礼。”再如《明史·外国 真腊传》云：“唐人者，诸番呼华人 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关于 “唐人”一词出现的原因，清初诗人 王士禛在《池北偶谈·汉人唐人秦人》 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其云：“昔予在 礼部，见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国为 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 兰、暹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 相沿云尔。”可见称汉族为“唐人 者”，多为自唐帝国开始才与中国有往来的国家。所以至今东南亚一带及海外 仍有人称华侨为“唐人”，不少国家华侨聚居的地方还建有唐人街。
但是，“唐人”一词作为族称，并没有被汉族本身所承认，唐帝国时虽 比汉帝国更繁荣昌盛，但其在与周边邻国和邻族交往中仍自称“汉”。由于唐 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加之实行了比较开放的民族政策，所以边疆少数 民族在唐任高级武将的很多，如契苾何力、薛吐摩支、安禄山、哥舒翰、李 光弼等，他们与汉人郭子仪、郭虔瓘等统领的军队均系蕃汉兵混编而成，故 《唐书》上常称某某“率蕃汉兵”若干万。特别突出的是在与吐蕃的交往中， 即称“蕃汉两家”①，在划定边界时也称蕃界、汉界，至今仍耸立在拉萨的 《唐甥舅联盟碑》碑文中，就叠有蕃、汉两字，或分写，或连写。在新疆出土 的藏文书信中，就有一封命令中说：“驻陇州大臣：猪年期间发布手令，据 汉苗两族官员呈报，先是，蕃松及相论亚耶二人，编造谎言，娶沙州汉人女 子，名为娶妻，实则用作奴婢。”②可见唐时所称的“汉”，就是指唐地及唐 人，“汉”字原来所指的汉朝人之义已完全消失，而指汉族之义则由南北朝 时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他称而转变、发展为汉族的自称了。
大唐长安西市
正因为“汉人”之称在唐代已从他称变为自称，所以唐以后，“汉人” (或“汉民”) 一词的应用更为广泛了。
在辽代——
《五代史·四夷附录一》在记述阿保机建国过程中汉人所起的作用时说： 阿保机起家于汉人的生产和技术不为过誉。
《辽史·地理志一》载：辽迁扶余人于京西与汉人杂处，迁渤海人于京西 北与汉民杂处①。
《辽史·刑法志上》载：由于汉人居被统治地位，因此“契丹及汉人相殴 致死，其法轻重不均”。由于辽王朝对汉人用汉法，“汉人”始具有血统编民 的法律意义②，这对汉族族称的确定有着一定的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张砺传》载，张砺在被契丹虏获后说： “砺，汉人也!衣服饮食与此不同，生不如死，请速就刃。”③张砺自称为“汉 人”，民族自我意识感跃然纸上。
在金代——
阿骨打令完颜希尹创文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 国语制女真字”④。
《金史·张亨传》载：世宗“谓宰臣曰：‘汉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 张亨近令补外，颇为众议所归。’”
《金史·贺扬庭传》载：“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旷直敢为， 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 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此所谓“汉人”考，乃故辽境内的汉人及已 汉化了的渤海人、契丹人;“南人”者，乃河南、山东之汉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史·卢彦伦传》载临潢留守耶律赤狗儿云“契丹、 汉人久为一家”，彦伦独曰“番汉之民皆赤子也”。“汉人”作为族称之意不 言而喻。
在西夏——
成书于公元1190年，至今保存完好的西夏文汉文对照词典《番汉合时掌 中珠》其原《序》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 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 通故也。”在这里，“汉人”一词指称汉族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在元代——
元王朝将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此所谓“汉人” “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界，实承袭金代的传统说法。后元王朝取消了 “汉人”与“南人”之间的界限，统称为“汉人”。由此之故，原是南宋宫廷 琴师的诗人汪元量，在元灭宋，随三宫被掳北去后所写的很多纪实诗中常以 “汉人”或“汉儿”入诗，如《湖州歌》有“汉人歌罢楚人歌”“汉人犹惧夏 爷爷”之句， 《幽州歌》有“汉儿辫发笼毡笠”之句; 《淮人水驿诗》中又 以“汉儿”与“越女”相对称①。此所谓“楚安”“越女”即指“南人”。这 里既说明了元代“汉人”一词的含义，又反映了宋王朝的人对“汉人”一词 的认识。
关于“南人”指南方“汉人”之意，在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有反映，女真 语称“汉人”曰“泥哈”;满语称“汉人”曰Nikan，其复数词作Nikasa;蒙 古语曰Nangiai②，均源于“南家”一词③。
这样，“汉人”一词作为汉族的族称，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王朝行 改胡姓为汉姓的民族政策，清王朝将全国分为满、蒙、汉三等，而汉人又分 为隶属八旗的“汉军”和普通汉人两等。王士禛在《池北偶谈·汉军汉人》中 云：“本朝制，以八旗辽东人号为汉军，以直省人为汉人。”康熙实行“满汉 一体”的民族政策，下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选贤能 推用”。④
纵观自汉至清2000多年的历史，“汉人”之称作为汉族的族称，虽源于 汉帝国，但在历史长河的衍变中，经过历史的冲洗，早已与历代朝号无关， 基本上成了汉族族称的专有名词。
近代以来，由于“民族”一词科学含义的传入和影响的扩大，“汉人” 之称渐转为“汉族”之称，如：
1901年，梁启超在《亡国篇》说：“悲夫悲夫，吾汉人之有今日也，虽 然则亦幸矣……皇皇种族，乃使之永远沉沦，其非人心也哉!夫驻防云者， 则岂不以防我汉族哉!”①
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云：“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 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族焉。”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中也说：“像亚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 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②
这样，中华民国成立后，申明汉、满、蒙、回、藏是民国的五大民族， 即“五族共和”之说，“汉人”正式成为具有科学意义的“汉族”，至此，汉 族族称最后确定。
为什么汉帝国的朝号——汉，能蜕变衍化为汉族的族称，而“秦人” “唐人”之称却被历史筛选而淘汰?
原因之一是汉帝国国运长久。如前所述，华夏族统一于秦帝国，一般来 说，称其为“秦人”是顺理成章的事，西域各国乃至西亚即用“秦人”之称。 但是，秦帝国好景不长，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 权的封建国家起，至公元前206年亡，前后仅仅15年，这只是历史的一个瞬 间。汉帝国则完全不同，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建西汉，到公元220年曹 丕代汉，建立魏国，前后长达400多年，国运长久，这就为汉帝国之朝 号——汉，取代国运短命的秦帝国之朝号——秦——为汉族的族称，提供了 最起码的历史条件，也为它不被国运达289年的唐帝国的朝号——唐——所 取代，打下了基础。
原因之二是汉帝国国势强盛。秦帝国烜赫一时，它所采取的加强中央集 权、统一华夏族的种种措施虽有进步意义，但终因其立国时间太短，并未真 正彻底实行，何况其暴虐的统治更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不消失的阴影。 汉帝国则完全不同，正如史书所说，汉承秦制，秦帝国所制定的种种有利于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不仅在汉帝国得到了实行，而且还进一步发 展，使汉帝国成为一个统一、繁荣、强盛的世界大国屹立在东方，与西方古 罗马帝国并驾齐驱。如此强盛的国势，是足以使人引以为荣的，所以“汉人” 之称逐渐取代“秦人”之称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唐帝国虽然在统一、繁荣、 强盛方面均超过了汉帝国，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也是当时世界上最 强大的国家。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汉帝国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尽管海外已 有称汉族为“唐人”的，但唐帝国之人仍自认为是“汉人”，决无以“唐人” 之称取代“汉人”之称的意思，所以，“唐人”之称也就无取代“汉人”之 称之力。
大唐疆域图
总之，无论是他称，还是自称，由于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素 质的稳定性在汉帝国时已形成，所以“汉人”之称经得起历史的千锤百炼，这 既从族称的角度和层次反映了汉族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反过来，也从汉族作为 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角度和层次，表现了汉族族称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汉承秦制，华夏族这个雪球，在历史的风雨之中，历经从夏到汉2000多 年的滚动，从多元走向一体，终于形成为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和而不同又 高度认同的汉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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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参阅安金槐: 《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载《文物》1983年第3期。
② 徐中舒: 《夏史初曙》,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① 参阅洛阳博物馆: 《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1978年第1期。
① 《史记·五帝本纪》。
② 《韩非子·说疑》。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3页。
④ 参阅唐兰: 《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发展》,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
① 《洛阳矬李遗址简报》,载《考古》1978年第1期。矬李遗址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②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5年第五期。
①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59年第10期。此遗址属二里头文化。
② 《尚书·甘誓》。
③ 《吕氏春秋·召类》。
④ 《墨子·兼爱下》引《禹誓》。
① 《墨子·非攻下》。“幾”即衰亡之意。
② 《国语·周语下》。
③ 《淮阳县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址》,载《河南日报》1981年1月25日。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⑥ 《左传·文公十八年》。
⑦ 《史记·五帝本纪》。
① 《左传·哀公七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
③ 《史记·夏本纪》。
④ 见《尚书·禹贡》。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① 《左传·襄公四年》。
② 《诗经·商颂·玄鸟》,玄鸟即燕。
③ 参阅胡厚宣: 《甲骨文所见商民族鸟图腾的证据》,载《文物》1977年第2期。
④ 《史记·殷本纪》。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商书·盘庚上》。
③ 参阅王国维: 《观堂集林》第十二卷,第1页。
④ 参阅《竹书纪年》。
⑤ 《管子·轻重戊》。
⑥ 《管子·轻重戊》。
⑦ 《诗经·商颂·长发》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纪年》。
③ 《尚书·商书·仲虺之诰》。
④ 《墨子·兼爱下》。
① 《尚书·汤誓》。
② 《史记·殷本纪》。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④ 《史记·殷本纪》。
⑤ 《尚书·盘庚下》。
⑥ 《尚书·周书·君奭》。
① 《诗·大雅·生民》。
②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78页。
③ 《史记·周本纪》。
④ 《殷虚书契前编》5·7,及6·30; 《殿虚书契后编》下37; 《新获卜辞》277片。
⑤ 《史记·周本纪》。
⑥ 《史记·周本纪》。
① 《诗·大雅·緜》。
② 《史记·周本纪》。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④ 《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
⑤ 《后汉书·西羌传》。
⑥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②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③ 《左传·定公四年》。
④ 《左传·僖公十四年》。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⑦ 《殷虚书契前编》2·10。
⑧ 《殷虚书契前编》上·2
⑨ 《康侯封鼎》。
⑩ 《周礼·地官·大司徒之职》。
（11)参阅《孟子·公孙丑》。
① 参阅《孟子·尽心下》。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
③ 《史记·周本纪》。
④ 南京博物馆、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江苏省出土 文物选集》图86。
⑤ 《诗经·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
⑥ 参阅《诗经·豳风·七月》。
① 参阅李剑农: 《先秦西汉经济史稿》。
② 《夏小正》。
③ 《孟子·滕文公上》。
④ 参阅《卜辞通纂》,107～108页; 《殷虚书契菁华》,6页; 《殷契粹编》,801页。
① 《诗经·小雅·北山》。
② 参阅《汉书·食货志》。
③ 参阅《周礼·地官·小司徒》。
④ 参阅《汉书·刑法志》。
⑤ 《诗经·鲁颂· 宫》。
① 转引自郭沫若: 《奴隶制时代》图版三释文,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② 《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
① 《诗经·大雅·卷阿》。
②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51页。
③ 《国语·晋语四》。
④ 参阅《礼记·丧服小记》《礼记·大传》。
① 《诗经·大雅·板》。
②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③ 《论语·为政》。
① 《礼记·曲礼》。
② 《礼记·王制》。
③ 《左传·襄公十三年》。
④ 《论语·泰伯》。
⑤ 王国雄: 《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
⑥ 《诗经·鄘风·相鼠》。
① 《周礼·大司乐》:“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
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示;
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
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宗山川;
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以享先妣;
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
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
① 参阅郭沫若: 《中国史稿》第1册,第231页。
② 参阅舒之梅: 《三苗与楚“祖源相同”说质疑——与俞伟超同志商榷》,载《中南民族学院学 报》1981年第1期。
③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 《史记·楚世家》说重黎及其弟 吴回都当过火正,有祝融之号。
① 《诗经·商颂·殷武》。
② 《汉书·五行志》。
③ 《史记·楚世家》。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⑤ 范文澜: 《中国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66页。
① 《史记·楚世家》。
② 据《左传·昭公四年》:“冬,吴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杜注:“夏汭,汉水曲入 江,今夏口也。”夏口,即今汉口,又《左传·昭公十三年》:“王沿夏,将欲入鄢。”杜注:“夏,汉 别名。顺流为沿,顺汉水南到鄢。”
③ 《左传·文公十六年》。
④ 《战国策·楚策》。
⑤ 参阅何浩: 《春秋时楚灭国新探》,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4期。
⑥ 梁启超: 《国史研究·霸政前记》,见《钦冰室合集》专集第12册; 《春秋载记》,中华书局, 1932年。
① 《左传·襄公十三年》载:“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与《国 语·楚语上》文异略。
② 《史记·吴起列传》。
③ 《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④ 见《涉江》。
⑤ 参阅姜亮夫:《楚辞通故》南人、南夷诸条;《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⑥ 关于楚民族共同地域发展到湖南全境的问题,湖南考古发掘有不少材料可证,详见何介钧: 《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载《求索》1983年第4期。
⑦ 参阅《史记·西南夷列传》。
① 见《翼骚·序》。
② 详见《说苑·善说篇》。
③ 《史记·楚世家》:熊王封三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④ 《国语·晋语》:“楚为荆蛮,……故不与盟。”
⑤ 见《吕氏春秋》中《为欲篇》《功名篇》。
⑥ 宋人黄伯思: 《翼骚·序》。
⑦ 参阅王力: 《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61页;潘允中: 《批判胡适的“吾 我篇”》,载《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洪城: 《关于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形态问题的讨论》,载 《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① 参阅游国恩: 《楚辞讲录》,载《文史》1962年第1辑,第141页;董洪础: 《〈楚辞〉中第 一人称代词“余”和“予”的用法》,载《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② 郭沫若: 《人民诗人屈原》,载《奴隶制时代》,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44页。
③ 《吕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 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④ 《礼记·乐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⑤ 《吕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 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⑥ 见《说苑·善说篇》。又见《春秋·哀公十三年》。
⑦ 见《孟子·离娄上》。
⑧ 见《论语·微子》。
⑨ 刘向: 《新序·节士篇》。又见《史记·吴世家》。
① 《梁任公近著》下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94页。
② 郭沫若: 《人民诗人屈原》,载《奴隶制时代》,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44页。
③ 详见《屈原研究》,载《历史人物》,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46～48页。
④ 又见《史记·平准书》:“江南火耕水耨。” 《汉书·武帝纪》:“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⑤ 人们常视刀耕火种为生产落后的表现,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 在当时当地仍是一种有效的耕作方法,至今江南遍布的梯田不少是刀耕火种开垦出来的。
① 见《杜诗分类注》卷十三。
② 《温庭筠诗集》章第三。
③ 见《柳先生集》卷四十二。
④ http://wenba,ddmap,com/10/2944908,htm
① 以上所引见《史记·楚世家》。
② 《战国策·楚策》。
① 参阅胡小石: 《屈原与古神话》,载《雨花》1957年第1期。
② 见《十二州箴》,清王谟辑本。
③ 转引自《读史方舆纪要·湖广》。
① 《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
① 参阅江应樑: 《越族的形成》,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1期。
② 《史记·夏本纪》云:“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 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
③ 参阅《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④ 《水经注·渐江水》。
⑤ 吴山菁: 《江苏六合县和仁东周墓》,载《考古》1977年第5期。
① 《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② 《史记·吴太伯世家》。
③ 《国语·吴语》。
④ 《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
⑤ 《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⑥ 《越绝书》卷十一。
①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载《文物》1966年第5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5页。
③ 这19代为:太伯—仲雍—季简—叔达—周章—熊遂—柯相—徐桥—疑吾—枥卢—繇—屈羽— 吏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寿梦。另《吴越春秋》则将“熊遂”作“熊”“遂”两代,则 共20代。
④ 《史记·吴太伯世家》。
⑤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⑥ 越国从寿梦称王,经五代:诸樊—徐祭—味—州于(即王僚),到阖庐时,才称王建越国。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5页。
①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舆地志》。
② 《吕氏春秋·知化篇》。
③ 《越绝书》卷七。
④ 见《江海学刊》1983年第4期。
① 周代的夷、蛮、戎、狄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可能处在氏族、部落阶段,有的可能已结成部 落联盟,有的可能已联合成部族,有的可能已向民族过渡,有的可能已形成为民族,但由于史料的缺 乏,很难分辨清楚,故统称为族群。
② 《周礼·夏管·职方氏》亦云:“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 《尔雅·释地》也 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
③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① 《左传·僖公十九年》。
② 《列子·汤问》:“义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积薪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为孝 子。”又见《墨子·节葬下》《吕氏春秋·孝行览》:“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 也。”
③ 参阅田继周: 《周时的民族和民族政策》,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2期。
① 《左传·昭公九年》。
② 《左传·昭公十五年》。
① 《周礼·明堂位》。
② 《左传·闵公元年》,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 《国语·周语下》,周大夫富良曰:“狄, 豺狼之德也。” 《左传·襄公四年》晋大夫魏庄子曰:“戎,禽兽也。”
③ 《国语·周语上》。
④ 《国语·周语上》。
⑤ 《国语·周语上》。
① 指今甘肃平凉、镇原一带。
② 《后汉书·东夷传》。
③ 据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研究:铁的发现大约是在商代,到西周时已成为习见的东西, 但因其量很少,还不可以普遍应用。到春秋时,铁器才逐步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国语·齐语》所 记管仲向齐桓公提出的以甲兵赎罪的建议时说“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是一例证;齐 灵公时的叔夷钟铭文中有“造戥(铁字的初文) 徒四千”一句,更是有力的例证。
① 《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州兵”。
② 《司马法》。又晋作“州兵”, 《左传·僖公十五年》注:“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 此又使州长各缮甲兵。” 《国语·晋语三》也有此说法。故李亚农的《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年,第170页),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 112页)、1979年版《辞海》(缩印本,第94页) 以及《辞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2版, 第950页) 均采用此说。此说源于《周礼·地官·大司徒》。然此说本为六乡制度,六乡之人本来就要 服兵役,无所谓作“州兵”。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晋所谓作“州兵”的“州”,应是《司马法》 中之王国“二百里为州”的“州”。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试论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问 题》(《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一文采用此说是有道理的。
③ 参阅《左传·闵公二年》《史记·宋微子世家》。
④ 《史记·孔子世家》。
① 《礼记·檀弓上》。
② 秦人族属不定,有戎人说,又有夷人说。
③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① 参阅《左传·宣公三年》。
② 《史记·吴太伯世家》。
① 《左传·襄公十四年》。
② 《左传·襄公十四年》。
① 《左传·襄公十四年》。
② 《左传》中关于“诸夏”的记载颇多,此仅举一处为例。
③ 《左传·襄公四年》。
④ 《左传·定公十年》。
① 《淮南子·泰族训》。
② 《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
③ 《淮南子·齐俗训》。
④ 《史记·吴世家》《史记·楚世家》。
⑤ 《淮南子·齐俗训》;又见《汉书·严助传》。
⑥ 《史记·西南夷列传》:“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 结”,注[会证] 了颜师古曰:结读曰髻,为髻如椎之形也。另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生 至,尉他结箕倨见陆生。”司马贞索隐:“谓为髻一撮似椎而结之。”今人王玉哲认为“ 结”就是 “盘发”,参阅《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65页。此从王说。
⑦ 《后汉书·南蛮西夷传》。
①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315页。
② 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战国时期全图》,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
① 以上所引均见《史记·赵世家》。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参阅蒙文通: 《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之《秦即犬戎之一支》一节。
① 《史记·秦本纪》。
② 《史记·楚世家》。
③ 参阅郭沫若: 《中国史稿》第一册,第302页。
④ 《左传·鲁文公十六年》:“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后 由于“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⑤ 《战国策·楚策》。
⑥ 《战国策·楚策》。
① 《战国策·楚策一》。
① 《史记·商君列传》。
②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③ 参阅李剑农: 《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2年,第24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4页。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说文解字》第315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3页。
②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汉书·贾山传》。
②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③ 以上所引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参阅彭英明: 《试论民族的稳定性》,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① 《荀子·君道》。
② 《孟子·尽心下》。
① 《荀子·王制》。
②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③ 《史记·自序》。
④ 《汉书·食货志》。
① 《盐铁论·本议篇》。
② 《汉书·食货志》。
① 《论语·子罕》。
② 以上所引均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① 《论语·季氏》。
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③ 《论语·颜渊》。
④ 《春秋繁露》卷十一《为人者天地篇》。
① 《春秋繁露》卷八《度制篇》。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页。
① 《论语·泰伯》。
② 《孝经·三才章》。
③ 《孝经·感应章》。
④ 《论语·为政》。
⑤ 《论语·为政》。
⑥ 参阅常任侠: 《汉画艺术研究》,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
⑦ 参阅吴曾德: 《汉代画像石》。
⑧ 《隶续》卷十一有《都乡都里孝子严举碑》。
⑨ 《四民月令》。
⑩ 《后汉书·盖勋传》。
(11)《汉书·武帝纪》。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后汉书·丁鸿传》。
③ 参阅《汉书·王吉传》《汉书·京房传》《汉书·师丹传》《汉书·儒林传》。
④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十二月己亥令。
⑤ 汉代乡官有三:孝悌、力田、三老,各有不同职守。
⑥ 《汉书·文帝纪》。
⑦ 《汉书·惠帝纪》。
⑧ 《汉书·武帝纪》。
⑨ 《汉书·昭帝纪》。
① 《孝经·孝治章》。
② 《后汉书·赵苞传》。
③ 《史记·货殖列传》。
① 《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
② 王国维: 《刘平国治□谷关颂跋》,载《观堂集林》卷二十。
③ 伯希和: 《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64～278页“Cin”字条。
① 如吕思勉在《先秦史》中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32页);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中说:“华族自前汉光武帝章帝以后,便开始叫作汉族。”
(三联书店,1950年,第19页)
② 如《北齐书·神武纪上》高欢云:“今以吾为王,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 《资治通鉴·梁 纪》“汉儿”作“汉人”。
① 《越缦堂日记》第29册,第51页下至第52页上, 《桃花圣解庵日记》辛集第二集,光绪四 年二月二十日。转引自贾敬颜: 《“汉人”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② 《沈下贤文集》卷十, 《贤良方正能直言报谏策》。
① 《旧唐书·吐蕃传》。
② 转引自汶江: 《吐蕃治下的汉人》,载《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
① 《辽史·地理志》上京道长泰、定霸二县之下。
② 参阅李一氓: 《试释汉族》,载《文史知识》1984年第8期。
③ 又见《契丹国志·张砺传》。
④ 《金史·完颜希尹传》。
① 均见《湖山类稿》。
② 蒙古语中“汉人”一词还有契丹的Kitat;与“旗”字相对应的lrgen,即民。
③ 参阅伯希这《南家》一文,冯承钧汉译本,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篇》第81～84页; 冯氏自作《元代的几个南家台》一文,收入遗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汇辑》第200～216页。转引自贾 敬颜: 《“汉人”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④ 《东华录》卷七。
①《亡国篇》载《国民报》1901年第4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91页。
② 见《孙中山选集》,1981年,第617页;“巫来族”,又译马来族。
知识来源：徐杰舜,徐桂兰 编著.中国汉族.银川：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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