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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侯外庐先生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2011年3期  
    侯外庐先生在“文革”前是公认的五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其他的四位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和吕振羽。关于郭沫若先生,我在《凝意斋集》自序中已经谈了一点看法,至少作为一说,也不在乎人们是同意还是反对。记得在大学时代,我读过侯外庐先生的一些文章,只觉得艰深难懂,但唯其艰深难懂,就愈是敬重,他在我面前,总是一尊偶像。
  我分配到历史所后,一些进所较早的同事一般都称呼侯外庐先生为“外老”和“侯所长”,他当时任副所长。按他们的说法,侯所长最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学习,说他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熟悉,简直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人们随意说一段语录,他马上就能在全集中找出来。
  郦家驹先生带着我们几个新入所的人,到侯外庐先生家中拜访。我从此时方知,原来他的一个女儿,还是比自己低几级的同学。侯外庐先生对我们纵谈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品的重要性。我清楚记得,他说,宋代不是有五等户吗?其实,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就有指示。我按他的指教拜读,果然受益。
  不久以后,我接到一个任务,说是外老将出访日本,要宋家钰、朱大昀和我为他准备一篇《唐宋之际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的文章。我至此方知,原来名家的一些文章,是可由别人握笔。我们三人来到他家,聆听他的一些指示。但其间也发生一件事,有一段恩格斯的语录,不知是何出处,他与女儿翻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多时,还是找不着。我方才明白,外老对经典著作固然熟悉,但外界的传言无疑是夸大了。
  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得不仔细研读他的《中国思想通史》宋代部分,也终于有所领悟。此后,我先是私下,进而公开,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外老的理论架构不外乎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他强调土地国有制,用一句话就是品级性的结构。其实,说是等级性的结构就可以了,但为了提高作品的玄妙程度,就改用了品级一词。二是农民战争的思想,就是“狂暴的幻想”,此词也同样玄妙得令人不可捉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三是古代的思想史,就套用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式,凡是他所喜欢的思想家就一律是唯物论者、异端思想家,他所不喜欢的就一律是唯心论者、正统思想家。其实,他的划定完全经不住推敲。例如王安石,他的思想曾占据正统地位60多年,哪里是什么异端思想。王安石晚年耽溺佛教,又有什么唯物论。外老的理论架构的最大弱点,就是抽样作证,只摭拾对自己论点有利的史料,而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其实正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先验论的方法。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要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想不到外老一方面批胡适,另一方面又按胡适理论办事。当然,如今方知,这句流传颇广的胡适先生之语,竟是讹传。
  最近看到《邓广铭全集》第十卷《评周谷城〈中国通史〉》中有一段话,如果在“文革”前,肯定会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恶毒攻击,但确是深中肯綮:“凡抱持一种狭隘的历史观的人,莫不强史以就我,对于所有与自己理论不相符合的材料则必视若无睹,因而一般标榜唯物论的人们,常是成了最为唯心论者,肆臆而言,架空立说。”
  参加那次任务的一个重大收获,竟是心目中一尊偶像的倒地。我当时既然作为小伙计,就更有理由提出,自己无力撰写,只为两位师兄提供一些史料。因为我确实无法按外老的理论违心地写些什么。当然,两位师兄最后还是分了我一笔稿费,记得是30元。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笔额外收入,在贫困的年代,已经觉得相当可观了。
  在历史所住久了,总是会逐渐了解内情,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原来外老虽是一级研究员,名声大,其实在所内还是不得志的,因为尹达先生是党的领导。但外老所主持的思想史研究室,又是他的地盘,尹达也管不得。外老十分高傲,在思想史室内,有所谓四大弟子,是他瞧得上的。据传,四人的分工是:杨超先生出思想;张岂之先生记者出身,笔头快,动笔;李学勤先生提供史料;林英先生则是把关,确保不出政治问题。可惜杨超先生在“文革”中自杀,其他三位都健在,但情况各异。至于其他一些思想史室的年轻成员,则是外老根本瞧不上的。他们四位也与如邱汉生先生等不同,只能共用一个“诸青”的笔名,以示等级差别。外老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文章,大多是“诸青”依他的理论架构捉笔。
  “文革”前的历史所,等级森严,层次分明,尽管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层,自己又居第几层。就其他组室而论,一个下层研究人员要自由发表一篇文章,确是比登天还难。他要自由投稿吧,杂志社或报社首先还是向历史所询问此人的政治情况,只消学术秘书处说一两句坏话,几个月甚至多年的辛苦,就付诸东流。当然,依层次而论,学术秘书处的领导可以按“排队上公共汽车”的规矩,如认为某人已到了可亮相的时候,就会布置和授命某人写作,并帮他修改和发表。当时历史所提倡和布置的,都是批判性的、所谓“以论带史”的文章。
  相形之下,“诸青”的四位是幸运多了,可以经常拿到稿费,改善生活,令其他研究室的人员歆羡。当然,他们也有各自的苦恼。外老生财有道,按思想史研究室步近智先生的说法,是“一气化三清”。一篇文章发表后,再发表一篇简缩文字,最后则将文章合编为书,可以有三笔稿费。这是其他组室的人员想也不敢想的。
  侯外庐先生有过坐国民党牢狱的经历,但他的自述《韧的追求》一书,也未说在国民党的牢狱里受了多少罪苦。他一生中真正的苦难,却是在“文革”时期。不知怎么,他在1961年3月9日的《北京晚报》以常谈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与吴晗称兄道弟的短文。时光转入1966年,当批判吴晗和“三家村”的政治温度不断上升之际,年老体弱的侯外庐先生事实上已难于幸免了。最初,看来尹达先生确是想保他过关,在历史所召开会议,让他做个公开检讨,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6月里,有人正式给他贴大字报,造反的真正目标,其实是尹达先生。说侯外庐先生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其实是在攻击尹达先生包庇三反分子。于是侯外庐先生就被揪斗。
  有一段难忘的插曲,是煊赫一时的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历史所,宣布支持造反派,结束反动路线。这是我唯一一次近距离地见到风头正盛的关锋。他以声色俱厉的神情、凌驾和压倒一切的气概,义愤填膺地谴责“三反分子侯外庐”,“他吃的是人民的饭,干的是骂党的勾当”。其实,当关锋还是小人物、登门造访老前辈侯外庐先生时,还是十分谦卑的。在那种完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本意的所谓“阶级斗争”环境里,关锋是学会了随时与任何人“划清界线”,翻脸不认人。后来,曾与当年的造反派周绍泉先生(已逝世),谈及此事,我说,真是一副典型的小人得志神态。周也说,关锋的表演实在够瞧,光是这次讲话,就让人看透,他是什么人。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最后一篇《深切怀念侯外庐同志》一文中,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体致残,但他大义凛然,毫不屈服”云云,是不真实的。历史所当时的人员都可作证,侯外庐先生在被揪斗时,精神是垮下来的。“文革”期间,我确是见到过几位被揪斗时的好汉,包括历史所的何兆武(他如今在清华大学)和高全朴先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揪斗者,其实主要是对刮起这场揪斗风的江青的蔑视。我曾对因“恶毒攻击伟大旗手”而坐牢的高全朴先生开玩笑说:“《说唐》有十八条好汉,在‘文革’时,历史所的第一条好汉肯定是你老高。”我也对当时定为“现行反革命”的何兆武先生说:“我敬佩何先生当时的表现,如果换作我,精神上肯定是垮下来了,无法自持。”
  所谓毛泽东思想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历史所后,把我安置在所谓大批判组中,使我有机会拜读侯外庐先生1949年以前的文章。我对他的批评蒋介石专制统治的杂文,有很深的印象。文笔简练、峭刻、生动而流丽,与1949年以后喜写佶屈聱牙的文字,简直判若两人。
  “文革”结束后,侯外庐先生出任所长,他既是病残之躯,只能挂名而已。他也不可能再执笔写些什么,四大弟子的写作集团已经散了,他只能依靠原思想史室另外的一些同事,包括造他反的,主要是黄宣民先生代笔。
  有一次拜访邓广铭先生,说到了侯外庐先生。我说,侯外庐先生确是随意使用史料,甚至滥造。他在“文革”时期作为反党铁证的汤显祖“四梦”(这些文章在“文革”中证实,确是他本人自撰,而非四大弟子代笔),其中有“长安道上不是人世界”之语。人们责问他从何而来,他无以对答,因为汤显祖的剧作中找不出此语。邓先生说:“侯外庐很骄傲,且不说你们,也瞧不起我们这些人。王安石诗‘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他说韩公就是韩非,人们怎么说也不接受,最后郭老出面,说韩公是韩愈,他方才勉强接受,承认是韩愈。”
  坦白地说,我写此段文字时,曾犹豫再三。我想,自己的系友、侯外庐先生的女儿若见到此文,肯定会很不高兴。但转念一想,写历史,不应当虚美或虚恶。“文革”期间,把他作为三反分子,骂得一无是处,如今似乎矫枉过正,过分虚美。因此我还是决定动笔。好在我与外老距离那么远,根本没有半点私人恩怨。而对他最了解的人,如今也绝不可能写此类文字。我绝无否定外老的奋斗、成就和长处之意,但人无完人。侯外庐先生肯定在当代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让将来治当代史学史者,从另一角度观察他,也不能说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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