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史学界的某些不正之风——国应有国魂 学须有学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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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主持人：王乐乐
　　
　　
　　身为史学家，专攻宋史，兼及辽金史，在宋朝军制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同时也是作家，出版了一套７本有关宋史方面的小说。他对于史学界的某些不正之风敢于直言。最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曾瑜的家中，他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
　　
　　国应有国魂学须有学魄
　　
　　主持人：２００２年冬，网络世界曾经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那就是关于民族英雄的再讨论。有人建议，取消对岳飞等人“民族英雄”的称呼。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民族观来看待这个问题？
　　
　　王曾瑜：如果要给岳飞一个正确评价的话，“历史伟人，爱国英雄”这八个字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历史上的民族冲突总是有的，我们不能一概采取抹稀泥的态度，总要有个是非。我们歌颂和赞成一切历史上对民族进步作出贡献的人和事，也反对和批判一切历史上对民族发展倒行逆施的人和事，这里面既包括汉族，也包括当时历史上各个少数民族。对各个民族一视同仁，这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观。
　　
　　具体到历史上的宋金战争，别的不讲，单是金朝四太子完颜兀术对建康的杀戮就非常残酷。金兵被岳飞赶出建康后，从城里找出来的尸骨有８万多具，这还不包括许多被掳掠到北方去当奴隶的。所以，对破坏先进文明的行为，当然应该采取否定的态度。岳飞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保卫先进文明，“尽忠报国”，无论如何是应该肯定的。假如岳飞不能得到肯定，那么中华爱国正气怎么能够得到体现？
　　
　　另外，岳飞个人也有很多崇高的品质，可谓是高风亮节。总结起来有四点。一、他不贪钱。他有一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命，天下当太平。”他不是像有的人那样化公为私，而是私财补助公用、补助军用。二、他不爱色。一个人很难过酒色财三关。当时，大将纳妾在当时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岳飞没有纳妾。他在前妻刘氏因战乱离开家后，娶妻李娃，一直到死，也没有离异。有一次，驻在四川的大将吴玠为了拉关系，给他送来一个美女，他退了回去。同为抗金名将的韩世忠就不一样了。他在妻子梁氏———就是民间传说中赫赫有名的抗金女将梁红玉（红玉的名字系讹传）死后，经常去部将家骚扰，要部将的妻女接待他。部将呼延通咽不下这口气，被逼自杀。三、他不是官迷。他多次对宋高宗表示，愿意在山河一统之后退下来。四、他家教严。岳飞对于家人的教育和管束是非常严格的。他一共生有５个孩子，４个孩子在他死前都还小。岳云１２岁跟他从军，打仗的时候和普通士兵一样，立了战功，岳飞却不给上报。光凭这四条，就足以称呼他为“历史伟人，爱国英雄”了。岳飞还说过这样两句话，“正己然后可以正物，自治然后可以治人。”古代的儒生也讲修身，但大多数人是勉强而为，岳飞却做得很自觉。实际上，正己然后正物正人的不多，枉己正人正物的却不少。因为岳飞口碑好，所以他死后，南宋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敬仰他，祭奠他。现在有多少人学到了岳飞这些优秀品质呢？岳飞之所以能这样做，我认为是他有一个崇高的理想，那就是山河一统，这是很了不起的。岳飞的这些崇高品格是他爱国精神的体现，在新时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
　　
　　主持人：在人们的印象里，有宋一代，积贫积弱，可是却出现了一批像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影响中国历史的民族英雄。还有民间传说中的杨家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可以找到它的历史根源吗？
　　
　　王曾瑜：宋朝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他的人口要比唐朝多，财力、物力大大胜过唐朝，文化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综合国力很强大。之所以给人积贫积弱的印象，是他综合国力运用不当造成的。宋朝自太祖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当上皇帝后，对武将一直不放心。所以不久，即“杯酒释兵权”，剥夺了大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在军事上，他宁愿牺牲军事效能，也要防范武将。这一点对宋朝立国极为不利，却恰恰被继承了下来，而且逐渐发展为在观念和制度上严格限制武将发挥作用和才能。
　　
　　主持人：宋朝不仅出民族英雄，也出安邦治国的人才。我读朱熹编的《宋名臣言行录》，感觉宋朝真是人才济济。是不是宋朝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有什么特别之处？
　　
　　王曾瑜：他的特别之处就是崇文抑武，这和上面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宋朝崇文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做官要讲“出身”———凡是经过科举考试被选拔出来的就叫“有出身”，其他途径出来的都是“无出身”的，这就把科举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足以扭转官场的风气：那就是，只有通过科举做官，才是荣耀的。官宦人家的子弟虽然也可以通过荫补做官，但他不荣耀，而且升迁得也不快。有志气的官宦子弟还是愿意考试。这一点大不一样。隋唐以前，做官也看出身———那是真正的看出身、看门第，看你家是不是世族。所以，有句话，叫“上品无寒门”。隋唐确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一年也就选拔几十人，宋朝把科举取士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年选拔有几百人。可以说，因为崇文抑武，因为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宋朝已经完全扭转了五代以来武将掌权的局面，形成了文臣治国的新局面。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自隋唐以来，实行的是以科举取士为主的用人制度。但同时，作为用人上不正之风表现的荫补制也长期并存。请以宋朝为例谈谈中国古代的荫补制。荫补制对我们今天的干部工作有什么警示作用？
　　
　　王曾瑜：荫补制即是官僚世袭制，这当然是与选贤任能的原则相悖的。中国自秦汉以来，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作为最高权力的君权是世袭制，而其他公共权力又是实行各种各样的等级授职制。如何选贤任能，这其实是掌握公共权力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永恒主题。然而各种各样的陈规和陋矩，又严重地阻碍着选贤任能原则的贯彻。到了隋唐时期，出现了科举制，可说是古代选拔人才的一次革命。科举制的核心就是通过公平的考试竞争举士，这无疑是比当时其他选拔人才的制度较为先进，较为高明，以至在中国境域之外，也产生了影响。宋朝是古代科举制的鼎盛期。然而与发达的科举制相伴的，却是陈腐的荫补制的泛滥成灾。除北宋初期外，宋朝大约十分之九的时间都是冗官为患，冗官的中心问题就是荫补制，因为大部分官员不是出身于科举，而是出身于荫补。荫补是用人问题上不正之风的制度化，但唯其成为制度，也还是比如南北朝、辽朝那样的无制度要稍好一些。如荫补出身者最初只能当低官，在官场不但不能如乘火箭窜升，还不如科举出身者荣耀，其升迁也迟缓。至于对荫补出身者实行考试制度，也可视为科举制对荫补制的渗透。终宋一代，虽然曾在制度上做过不少修补和调整工作，但荫补制始终是一项严重的社会痼疾。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的荫补制，可以在用人制度方面，为今人提供一份反面教材。
　　
　　主持人：研究宋史不能不研究王安石。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
　　
　　王曾瑜：对王安石变法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肯定的观点，认为王安石变法打击了大地主，兼并豪强；对农民作了让步，发展了生产，推动了社会前进。从梁启超开始，包括我的老师邓广铭先生、我的师兄漆侠先生，都持这样的观点。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问题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最有说服力的是，他增加了一些新税。另外，王安石有一条非常不可取，他推行“一道德”，搞文化专制。他认为，张三说张三的，李四说李四的，这样人心不齐，没法搞变革，必须“一道德”，学术上要齐心。他搞了三本书《周官新义》、《书新义》、《诗新义》，统称“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必备书。王安石的“一道德”推行了６０多年，对后世影响深远。王安石以前的科举主要是“诗赋取士”，王安石以后，教育、经学、科举三位一体，科举变成了“经学取士”。明清以后，进一步演变为“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终于走向了没落。
　　
　　当然，王安石的人品是不错的。举一个例子，他出门都不坐轿的，他说怎么能够把人当牲口役使呢？所以他骑驴。还有一次，书房里新来一个丫鬟，他一问，原来是个小官吏的老婆。他丈夫因为在运输过程中丢失了官府的物资陪不起，所以把她卖为奴婢。王安石听了，当场出钱，为她赎身。
　　
　　主持人：可以说，宋朝是既有武将安邦，也有文臣治国，可它还是很快败亡了，为什么呢？
　　
　　王曾瑜：从历史上看，各个王朝的败亡说到底还是因为政治腐败，宋朝当然也不能例外。但具体到军事上，北宋和南宋又各有不同。前面提到过，北宋崇文抑武，又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讲和，所以文臣武将都是“太平官”，缺乏应对突发事变的能力。另外，北宋的军队也没有一套如何应对骑兵的办法。面对新兴的金国，北宋可以说是毫无办法。北宋末年，金朝大军压境，包围开封。宋钦宗如果用李纲、宗泽指挥守城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偏偏他贬黜李纲。开封城四周有一条很宽的护龙河，金军在南面填河的时候，负责南面防务的官员玩忽职守，竟然无动于衷。等宋钦宗发现以后，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了。宋钦宗撤换了这个官员，想把他流放都没有地方了，因为金军已经包围了开封。这个时候，宋钦宗又听信妖人郭京装神弄鬼，派出７７７７个“神兵”迎战，结果一败涂地，金军趁势攻入开封。
　　
　　南宋的情况有点不一样。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兵锋锐利。南宋军队应该是他们碰到的惟一真正的对手。蒙古人不习惯水战和攻城战，蒙古皇帝蒙哥汗就死在合州城下。忽必烈当皇帝的时候甚至要放弃攻打南宋。而此时的南宋朝廷，贾似道专权，十分腐败。蒙古人听从南宋一个叫刘整的降将的计谋，把进攻的重点从四川转移到襄樊，并派刘整率军攻打襄阳。刘整围襄阳城而不打近五年，并且训练了强大的水军，终于破城。拿下了襄阳，元军从此势如破竹，加速了南宋灭亡。刘整立了这么大的功，却很快被调往别的地方，而他在攻打襄阳期间，另有蒙古将阿术共同指挥，足见对其不信任。古今降将二臣都不会有好的结果的，这又是一个历史明证。
　　
　　主持人：自上世纪初，在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问题纠缠着我们，那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传统。归纳起来，无非是全盘继承、全盘摈弃或是有选择的继承和摈弃。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曾瑜：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分。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华民族处于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于落后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我个人的看法，中华传统主要可以区分为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中华文化曾经领先于世，例如方块字、中医、书法、国画、古乐、民乐、诗词歌赋、戏曲、曲艺、中国建筑园林、中华烹饪等等，都应当继承。从另一方面看，中华文化传统也确是以专制主义意识为指导思想，专制主义意识至今仍在毒化中华民族的心灵，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需认真批判的。就政治传统而论，也不是一无是处。例如中国古代也有忧国爱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受命等好的政治传统，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在两宋的三百二十年间，也有如范仲淹、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人，他们无疑是好的政治传统的代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岳飞“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命，天下当太平”的箴言，为人们所熟知。
　　
　　主持人：现在回到史学的问题。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是个什么样子？近几十年来，鲜有像顾颉刚、陈寅恪那样的大家出现，为什么？
　　
　　王曾瑜：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是顾颉刚先生倡导的“古史辨”运动，它吸收了中国史学一些好的传统，也接受了一些西方进步的史学思想，给人一些新的科学观念，可以说对中国的传统史学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几十年来，确实没有出现过史学大师，因为我们老是反复，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我自己常说，我们这一代人治史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想，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加快，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较之以前方便多了，出现贯通古今中外的史学巨匠也不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北京大学教历史的老先生不少，像邓广铭先生、齐思和先生、商鸿逵先生等。您都受过他们的教益吗？学到了哪些知识？
　　
　　王曾瑜：我上学的时代可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全盛期，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每个断代史都有名家，尽管他们还不一定有教授的头衔。现在，老师们授课的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他们一些金针度人式的治史要诀，却是记忆犹新，受用终生。例如邓广铭先生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为治史的四把钥匙；齐思和先生说“研究历史，不在于能记得多少史料，而在于能查到多少史料”；商鸿逵先生说“会读史学作品的看注，不会读的看正文”等等。我从他们身上不仅学到了治史的方法，也学到了严谨的学风。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随便乱说，不要不懂装懂。任何人知识面都是很窄的，有些东西通过学习可以弄懂，有些东西可能一辈子也弄不懂。严谨的学风对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是适用的。
　　
　　主持人：您从事历史研究也有几十年了，您个人的体会，治史有什么要领？
　　
　　王曾瑜：基础要打好，应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种态度，就是不愿意多学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对研究历史很有指导作用。马克思有一个基本观点：文明社会都是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剥削和压迫。到现在为止，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研究历史无非有两点，宏观方面要有思维能力，这里面就包括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微观方面要注重细节知识。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国应有国魂，学须有学魄，怎么理解？
　　
　　王曾瑜：国魂就像我前面讲到的，中国好的政治传统，可以算做它的一部分，但还不够，还要加上科学和民主的内容。科学和民主是现代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学魄，就是指独立人格和勤奋。学人要有独立的见解，敢于说真话。不能够盲从，不能够因为某种利益而说一些违背学术良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