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lsjyx

公元1978年，论干支为戊午，属马。这一年是中美建交的前夜，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相继停止，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会闭幕时，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讲话《科学的春天》——很多年后，人们普遍将这年视为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除了一些被历史学家所铭记的事件之外，这一年里，还有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正在悄然进行着，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却是日后掀起波澜的重要机缘。
――比如，一个叫易中天的书生，参加了“破冰”后的首次研究生招考。
那一年他豪情万丈
这一年的夏天，武汉的气候惯如以往地炎热，珞珈山脚下的武汉大学虽绿树成荫，却也不是户外活动的好地方。但是高温并未减少校园里来回奔走的人头——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中断十二年的研究生招生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首度恢复，报考年龄界限从原定35岁放宽至40岁，无数中断多年的梦想被再次点燃，仅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就达300人之多。
复试在7月举行，报名地点是武汉大学校内的宋卿体育馆。在这里，来自汉阳中学的青年教师何念龙见到了分别十年的大学同学周光庆。历经4月份的初试淘汰，唐宋文学专业的报考者仅仅剩下十六人，等到9月份正式录取时，他们中又将淘汰掉一半。
1978年，武汉大学总计招收了170名研究生，他们被安排住进了桂园食堂边的研究生楼。这栋四层平顶小楼后来被重新粉刷成黄色，重新命名为桂园一舍，时至今日，被安排在女生宿舍。
1978年武汉大学新生入住的时候，唐宋文学专业的三名学生，何念龙、毛庆、易中天，和古代汉语的丁忱，被分在了研究生楼一楼的一间寝室。在这一届的同学录上，除了易中天之外，剩下三人的籍贯均为武汉。但实际上，籍贯湖南的易中天，早在6岁就随父母到了武汉，在武汉度过了中小学时期，1965年高中毕业以后才去了新疆。在他临行前送给妹妹的笔记本上，还写着一首豪情万丈的七律，最后两句是：如何借得东湖水，洗砚调朱写未来。少年时意气风发，挥别武汉奔赴新疆的易中天恐怕无法想到，十三年后，他又会再次回到这个伴他学习成长的地方，和众多师兄弟一起，在东湖之滨洗砚调朱，开始自己的研究生岁月。
这一年，他三十一岁。
“讲坛”上紧张，讲台上严厉
那几年入学的研究生学习都很努力，很珍惜。十多年的青春被白白放逐，很有点“向四人帮讨还青春”的激情。但是不同于今天追求效率压缩学制，除了大师兄唐异明在1981年2月因赴美而提前半年毕业之外，多数人还是按部就班，更广泛、深入地学习。
(唐异明，1941年生，是蒋介石秘书唐振楚留在大陆的孩子，也是后来因研究曾国藩而蜚声海内外的作家唐浩明的哥哥。“文革”后恢复招考研究生，他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并提前毕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夏志清，现在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是魏晋文化文学和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擅长书法。)
七八级哲学系研究生邓晓芒回忆说，“当时的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可说是学术荟萃之地，除了各个专业的学生之间来往以外，影响力更向外辐射，外校的很多学生也被这里的学术环境所吸引，以武汉大学为中心聚拢过来”，除了正式的会议之外，还有大量的小聚会，所聊话题未必和自己的专业有关，但涵盖范围却甚广，更能收到开阔眼界之效。易中天在做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文学作品研究，而是选了文论《文心雕龙》，研究其中的美学思想。选择这个题目，除了吴林伯先生给学生们讲了一年文心雕龙，引起了易中天的兴趣之外，对于美学的爱好，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跨专业的沟通。
很多人能从易中天身上感受到他的骄傲——“易中天极其聪明，但是人很高傲，不太讨人喜欢。如果你肚子里没有货，他就会看不起你，有时候，一句话顶死你”，邓晓芒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在我家里，有个学马哲专业的小年轻和我聊天，说他也对美学有兴趣，想研究美学。易中天在一边听见了，当面就对这个小年轻说：‘就你？还想研究美学’？”
即使是当了老师以后，易中天的骄傲的锋芒也时有显现。现在通过央视收看易中天在《百家讲坛》的观众恐怕不会想到，二十年前，易中天在武汉大学开授两门公选课，讲《文心雕龙》和《中西比较美学》，课堂的场面火爆，丝毫不亚于今天观众的热情。不过今天的观众不必担心迟到的危险，而在当年，易中天的课尽管场场爆满，但是如果有学生迟到，还是会遭到他狠狠地批评。今天的多数观众无缘面对面欣赏易中天讲课的风采，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大家对二十年前，武汉大学讲台上的那个易中天的想象——“现在他在百家讲坛远没有他当初讲课讲的好，在电视上讲，限制太多，一点都不能讲错，太紧张了，会影响发挥”，邓晓芒至今仍对当初的易中天评价非凡。
和邓晓芒一样，易中天留给身边同学的印象，也远远不止骄傲一样。相比同级的研究生师兄弟，易中天的年龄是较小的，因性格活泼，同学之间也乐于打趣。但就是这个年级最小的室友，到了每年的寒暑假期，却比其他三位武汉同学都要忙——七八级的研究生，几乎每个人都成了家，别人从学校到家不过一段公交车程，而易中天却得计算时间收拾行李，坐上几天的火车赶回新疆，和妻女团聚。
多年以后，易中天自嘲“一流父亲，二流丈夫，三流作家，四流教授”，同学丁忱说后两条是过谦了，但是前两条，却是在很早就留下过深刻印象——“那时候，易中天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不知道是没发出还是给退信了，被我们看到了，大家互相传阅，一致评价是‘感情强烈，使人心动’，成一时话题。”
十年讲师
1981年夏，武汉大学七八级研究生毕业。那是一个研究生供不应求的年代，每一个毕业生都可以在诸多等待的单位中尽情选择。但是易中天却面临回新疆——早在他考来武汉大学读研之前，他就已是新疆有名的诗人，现在又读了研究生，人才难得，兵团自然不愿意放，再加上妻女均在新疆，回去，成了必然的选择。1981年的年底，当应届的同学各自找到新的学术岗位时，只有易中天踏上了西进的火车，默默返回了新疆。
易中天早在新疆干农活的时候，诗人杨牧就送给他两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船到桥头自会直。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事情仅仅隔了一年，就开始有了转机。大概是学校也感觉人才难得，通过努力，又把他要了回来。
在新疆的短短一年时间，往往被人忽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知道易中天从1981年的毕业研究生到1982年的武汉大学青年教师，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但是这一年，仅仅是易中天在武汉大学一个新的身份的开始。
1982年，青年教师易中天初到武汉大学，面临的景况并不算好。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十年浩劫耽误的人，远远不止七八级的研究生一代，太多的老先生排在前面，要尊重老同志，要论资排辈，入校最晚、资历最浅的第一批研究生被压在了最后。一年以后，转为讲师，但是情况却显得更加渺茫——直到十年后离开武汉大学前夕，他还是一名讲师。
24年后的2006年8月，已经名满天下的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谈起了当时的压力和凄凉——同班同学付生文英年早逝，追悼会上，易中天抑止不住凄凉写了一副挽联：“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计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纵斯文”。
这副挽联，在今天看来，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凄凉景况缩影。但是感情悲怆的背后，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境况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已开始往好的方向转化。
1981年付生文面临毕业，因为家在农村，要解决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户口成了首要问题。多数高校和科研单位无力解决，最后经人介绍，他来到了市公安学校任教。新单位顺利解决了付生文一家的户口问题，还分给了他三室一厅的住房——“三室一厅的住房条件在当时看，是非常好了，户口，煤气这些生活上的问题，市公校都给了最大的照顾，应该说，还是尊重知识分子的。总体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景况是很苦，但还是在逐渐改善”，何念龙和付生文是本科同年，研究生同班，对他的情况较为熟悉。
尽管在各种生活条件上，都为知识分子创造了最大的便利，但是学问的失落和家庭的压力，还是让付生文感到了巨大的不适。
1984年，付生文重新回到武汉大学，进入《写作》杂志工作，1985年11月，突然倒在讲台上，当夜去世。
论逆顺，不论成败
1985年的年底，武汉大学青年讲师付生文去世，易中天看见他家徒四壁，第一次深深感到了学术的凄凉——此时，距离他的第一本专著《〈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出版还有三年；距离他出版第一批面向大众的文化随笔(《品人录》等)“生产自救”，还有十五年；距离他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声名大噪，还有整整二十年。这一年里，易中天同那个时代留校的大多数青年教师一样，和妻女蜗居在一套狭小的住房里。
当时的易中天，住在武汉大学南面的一栋一室一厅的小楼内，这幢小楼原是给单身教室和新婚夫妇住家用的，因而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鸳鸯楼。1988年的冬天，因为条件简陋，易中天的妻子在鸳鸯楼内煤气中毒了：“当时是冬天，我们在家里烧蜂窝煤炉子来取暖。结果走的前一天，妻子中了煤气，只好把她用大棉袄、大棉裤、棉被包好，抬到阳台上，坐在阳台上透气。”
此时，易中天已年逾四十，早已不再是鸳鸯楼最初的目标住户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仍是讲师的易中天选择了离开武汉大学。此时，他刚从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职务上卸任不久。新的工作地点选在了千里之遥的厦门大学。
2006年的8月，在中央电视台的访谈上，面对主持人的步步逼问，易中天仍然把离开武汉、南投厦大的原因归咎为武汉的天气不好。此时他已经离开武汉十三年了，也许对于他来说，这十五年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无数平凡的岁月和冷遇被他对付过去。在厦门大学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有课可以安排。当年为他送行的邓晓芒谈起这点，语气之中充满了惋惜——“他又是一个那么喜欢讲课的老师”。
2004年，在成名的前夜，易中天曾经在武汉大学有一次短暂的停留，此时的他已经出版了数本学术随笔，并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初露头角，得到了为数不少的读者青睐。此刻，时隔十年，重登武大讲台，身份却由本校老师变成了外校学者——但是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年，丁忱旅居日本，未能在武汉大学遇见易中天。但当他在海外的中文频道里看见易中天时，竟然生出几许悲凉的感慨——“我看见他在电视上的样子，第一当然是欣喜，替他高兴；第二就是感觉到，他明显老了。当年的易中天，差不多是我们同学里最小的一个，但是后来看见电视上的他，比印象里苍老了十岁”。
从一个学者，变成一个传播者，十年岁月所改变的，不仅是人，技术的进步，制度的突破，知识分子身份的流动，给了易中天机会的同时，也改变了时代和社会本身。“易中天探索了一条学术和市场结合，知识普及传播的成功之路”，这是当年的室友何念龙对他的评价。
1981年唐异明赴美前，黄焯先生题字为念：“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二十年后回顾易中天为达到目标所走过的道路，总能看到这句话的影子。
并不是所有的岁月磨砺，都能通向成功，能抓住机会的，永远只有少数人。就像易中天离开武汉大学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来得及送他一程一样，恐怕任何一个熟悉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不会预见到他的将来–2004年是他成名的前夜，距离声名大噪，仅有一步之遥。
1993年易中天临走前，邓晓芒受易中天父亲之托，来婉劝他留下。那是在他临行的前一天，邓晓芒一边帮助他收拾行李，一边劝他留下。说了很久，易中天只是轻轻叹息，现在是箭在弦上，不走也不行了。

当时的厦门大学，除了自然环境之外，并不是一个比武汉大学更好的选择。在一个以闽南语主导的人事环境中，一个外来的教师要打开局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哪怕这个人是聪明热情、善于交际的易中天。
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难道真的因为环境原因？还是这句话已经表明他当时微妙复杂的思绪？
1993年易中天坐火车离开武汉，南下福建，他一定从车窗里眺望荆楚大地。列车驶过武汉的街道和河流，他在这座城市里，渡过了他全部的学生时代，在这里产生了他早期的雄心和对世界最初的幻想。
这将是一种永远无法忘记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