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学学脉的传承（现代史学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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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2010年11期　　吕思勉与钱穆都精于考证,以治通史名家,师生之间在学问上互有影响,亦各有所重。例如,针对顾颉刚“古史层累造成说”,吕思勉有“古史逐渐剥落说”,钱穆则有“古史层累遗失说”,谓古史固然有“层累造成”的一面,同时也有“层累遗失”的一面,层累造成的伪古史固应破坏,而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应探索。在通史的写法上,吕思勉主张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主线,先社会经济制度,次政治制度,最后是学术文化,钱穆则强调以政治制度为“主脑”。

　　在近年来民国学术地图的绘制中,不少学者推尊“史学二陈”(陈寅恪、陈垣)。在“二陈”中,陈寅恪的地位尤为显赫,被目为民国学术界的“龙头老大”、“现代史学的第一人”。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现代史学家中最杰出的有四人,那就是“二陈”再加吕思勉和钱穆,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2〕在这四大家中,吕思勉和钱穆是一对师生,吕是钱的老师,钱则是吕早年任教常州府中学堂的学生,两人皆以治学广博、著述宏富、精研通史而名播学界。
　　一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早年曾受学于近代史学巨擘屠寄,勤治历史、地理。他一生以阅读正史为“日课”,曾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读过三遍,在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可以称得上是最博学的人了。1905年,吕思勉在常州溪山小学堂任教,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教书生涯,著名语言学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便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
　　1907年秋,常州知府许星璧、士绅恽祖祁等人创办常州府中学堂,用屠寄的长子屠孝宽为监督(校长)。屠孝宽上任后,立即聘请他父亲的高足吕思勉到校任教。当时在苏州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的吕思勉,因不习惯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归常州,很快便接受了聘请。这年冬,钱穆的哥哥钱挚(声一)从荡口果育小学毕业,报考常州府中学堂,时在果育小学读三年级的钱穆也随兄长报名应考,结果兄弟二人皆被录取。哥哥入师范班,弟弟入中学班,分别是两班中年龄最小的学生,而给他们上课的吕思勉则是该校最年轻的教师,年仅25岁。
　　吕思勉年纪虽轻,但知识广博,23岁那年已将二十四史通读过一遍,国学功底深厚。他上课时,从不看讲稿,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娓娓道来,但无一言半句闲言羼入,而且时有鸿议创论,深得同学们的喜爱和推崇。
　　吕思勉在常州府中学堂教历史、地理两门课。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曾详细地回忆过当年吕思勉给他们上地理课的情形:“诚之师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钱穆后来喜治历史、舆地之学,在考证古史地名上卓有成就,吕思勉早年对他影响当有较大的关系。
　　有一次地理考试,吕思勉出了四道题目,每题25分,其中第三题是叙述吉林省长白山的地势军情。钱穆对这道题目很感兴趣,首先作答,下笔后思如泉涌,欲罢不能,直到交卷时,才发觉自己只答完了一题。考试结束后,吕思勉在办公室批阅试卷,有几位同学趴在窗外偷看,刚好轮到批改钱穆的那份试卷。吕思勉阅完试卷后,正在卷后写批语。本来这种考卷不必发回,只需批一分数就行了,然而老师的批语,写了一张又一张。钱穆只答了一题,最后竟然得了75分,足见吕思勉对钱穆的欣赏了。
　　吕思勉在常州府中学堂执教二年多后,便应其师屠寄之召赴南通国文专修馆任教,不过他与钱穆的师生情并没有因他的离去而中断,以后钱穆多次向老师写信求教,虚心问学,吕思勉对这位天赋极佳的学生也另眼相待,时有关心和鼓励。钱穆自18岁起,便在苏南一带的中小学任教,长达18年之久。此时的吕思勉已经成名,在学术界地位日隆。但他对钱穆的关心依旧,对他也时有提携。1928年春,钱穆完成了他早年的重要著作《国学概论》。此书是他在无锡三师、苏州中学教授“国学概论”一课的讲义,叙述了上至春秋孔子、下至民国初期的学术思想,后由吕思勉推荐给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1年出版。该书是一本学习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入门读物,出版后广为流传,50年代香港高中学生毕业会考,此书是指定的必读参考书。
　　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吕思勉任教的光华大学在租界内借宿舍继续上课。自此,吕思勉寄居租界,在“孤岛”上生活了四年多时间。1940年,从西南后方回苏州省亲的钱穆来上海拜访吕思勉。当时他的通史著作《国史大纲》已写成,交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付印。钱穆告诉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光华大学教授吕思勉是他的老师,可将书稿的最后校样送其过目审读,王答应了。为了书稿之事,在苏州侍母的钱穆又亲自赴沪上拜见老师。当时吕思勉住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兰村16号,钱穆对老师说,《国史大纲》刚完稿,即将付印,书中恐多错误,“盼师作最后一校”。如遇疎误处,请师在书稿上直接改正,吕思勉答应了学生的请求。
　　钱穆之所以要他的老师为《国史大纲》“作最后一校”,是因为吕思勉是当时国内治中国通史的大家。吕思勉一生写有两部通史,第一部是《白话本国史》,这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体写成的通史著作,1923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之前,虽有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易名为《中国古代史》)、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但夏书止于隋朝,刘书仅写到西周,都是未完成之作。而《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下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华盛顿会议,首尾完整,贯通古今,是当时最为完整的一部通史著作。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称:“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和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白话本国史》自初版发行后,不断再版,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通史,被不少大学用作教本。在“孤岛”时期,吕思勉又完成另一部通史著作《吕著中国通史》的写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钱穆喜治通史,1930年代中期他在北大主讲中国通史,编写讲义,除受过夏曾佑的影响外,也受到他老师吕思勉的影响,他把《国史大纲》送师作最后一校,不是偶然的。
　　有一次,钱穆从苏州赴沪拜见老师,吕思勉告诉他,商务印书馆每天送来的清样在六七十页以上,催他速校,第二天便派人前来取稿,无法细读内容,只改了一些错字。当然,这是他老师的谦词。事实上,经过吕思勉的最后校读,书中的错误也大为减少。1972年钱穆在给他的学生严耕望的一封信中说,“排样经吕师诚之思勉通体代校,迄今重读,差误不多”。吕思勉对他学生写的这部通史著作也有极高的评价,称赞书中“论南北经济一节。又谓书中叙魏晋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调,其间演变,古今治史者,无一人详道其所以然。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3〕61。钱穆在晚年的《师友杂忆》中饱含深情地说,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能像吕师那样评论《国史大纲》的,对乃师“特加赏识之恩”,常存于心,未曾忘怀。
　　钱穆在苏州侍母一年,其间每隔一两月必去沪上拜访老师。吕思勉所住法租界霞飞路兰村寓所不宽,“一厅容三桌”,近窗右侧一长方桌,是他写作著述的地方。书桌两边八个抽屉藏满卡片,动笔写作时,资料皆取之卡片。钱穆到吕思勉的寓所后,或坐师桌旁,或移两椅到窗外厅廊中坐谈。每次见面必长谈半日或竟日,历三四日始归。一年中,如此相晤,大约有六七次。
　吕思勉还邀请钱穆到光华大学作学术讲演。据钱门弟子胡嘉回忆,钱穆来沪时,光华大学“正迁在汉口路证券大楼上课,吕先生曾请钱先生来校讲学。有一次讲后,我请吕、钱二先生和童丕绳(书业)、杨宽正(宽)等,在四马路会宾楼晚餐,继续畅谈,在座的恰好都是顾颉刚先生发起的禹贡学会会员”。〔4〕82
　　受老友顾颉刚的委托,钱穆在苏州省亲期间为内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编《齐鲁学报》。钱穆请其师协助编写,吕思勉把自己所写的重要论文,如《秦汉移民论》、《汉人訾产杂论》、《道教起源杂考》等皆交给钱穆在该刊上发表。《齐鲁学报》共编有二期,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这是当时“孤岛”时期一份很有学术分量的文史研究刊物。
　　吕思勉一生写有四部断代史,分别是《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而吕思勉从事断代史的撰述,也和钱穆有一定的关系。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后,深得学术界的好评,一时有通史名家之誉,上海开明书店曾约他撰写“国史长编”。钱穆认为他的老师吕思勉遍读正史,学问广博,是撰写“长编”的最佳人选。在征得其师的同意后,他向开明书店推荐吕思勉代替自己。吕思勉的第一部断代史著作《先秦史》,1941年即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钱穆的学生严耕望认为,在20世纪出版的各种中国通史教材中,仍以钱穆的《国史大纲》为最佳。但他又指出,在阅读钱著时尚须辅以吕思勉的几部断代史著作效果才能更好。在严耕望看来,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一贯的体系,一贯的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的著作,讲者可以拿他作一条贯串的线素。吕书周赡绵密,材料翔实,考证精到,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的著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的疏阔。同时吕书征引原始材料非常详备,最便于讲授者从中撷取作参考之用。
　　钱穆从苏州回到西南后方后,痛感日寇侵逼,河山沦丧,爱国救世之心,不能自拔,于是直论世事,评衡时局,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其著述讲演,皆以弘扬民族文化,昂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体现了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时代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精种。而处于“孤岛”时期的吕思勉,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昂的爱国热情。八一三事变后,吕思勉之所以来到“孤岛”而不返老家常州,是因为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把守,行人进出城门,要向日本兵行礼鞠躬,所以他坚决不肯回去。汪伪政权的报刊曾以优厚的稿酬向他约稿,也遭到了他的严辞拒绝。在“孤岛”时期,他用各种笔名写出了许多洋溢民族正气、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比如,他用“淡言”的笔名写了一篇名为《狗吠》的杂文,刊在1940年的《青年月刊》上。该文以辛辣的笔调痛斥敌伪的暴行,讽刺日寇的武士道精神,并断言为虎作伥的汉奸决没有好下场。在《吕著中国通史》最后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中,他宣称今日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问题是“不在对内而在对外”,“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吕思勉的这些激扬民族正气的文章、著作赢得人们的广泛尊敬。诚如范泉在《回忆“孤岛”时期的文艺战友们》一文所言:
　　谁都不会相信,一位年老体弱,成天钻研古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竟在“孤岛”时期变得那样年青,用“野猫”、“六庸”一类的笔名,写下了一系列富有文艺气息的文章,如《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为中国民族伸张了浩然的正气。……他为了抗战胜利,不计酬劳,默默地奋笔疾书。他那旺盛的写作热情,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不是在写作,这是在战斗。〔5〕192—193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为了不做亡国奴,吕思勉毅然决定回老家常州乡下教书。临别前,学校师生合影留念,他在照片上方写下“一片冰心”四字,互勉坚守气节。回到常州后,他在游击区所在的湖塘桥青云中学和板上镇辅华中学任教。1943年,吕思勉辞去教职后,在家中专心于《两晋南北朝史》的撰写。该书写于抗战后期,他在书中歌颂抗魏义民,表彰陈武帝击退北齐保存华夏文化之功绩,誉为“六朝英主”,着意激扬民族大义,即寓有他反抗日寇侵华的写作意旨。
　　“孤岛”沦陷后,吕思勉返回故乡,入城门时有日军岗哨,行人要脱帽。他不肯向日寇低头,于是不再戴帽,发誓“必光复乃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土重光,光华大学复校,吕思勉重回上海,买一顶六合帽,于当年12月30日戴帽昂首归故乡。
　　抗战胜利后,钱穆因患胃病仍留成都任教,1946年夏返苏州,居新桥耦园。10月,吕思勉到苏州,与钱穆、顾颉刚等人同游耦园、拙政园。钱穆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期间,曾和常州府中学堂的同学施之勉一道赴常州拜访吕思勉。据吕思勉的学生李永圻回忆,一天下午三时许,钱穆与施之勉来到老师的住所十子街故居,“当时我和师母在家,老师则去西庙沟某茶馆喝茶下棋,师母便叫我去茶馆通告老师。老师回来后,非常高兴,晚餐时,还特地去菜馆里叫了菜。饭后,师生一起在书房里畅谈,那一晚一直谈到深夜。钱穆其时胃病新愈,人很消瘦,而双目炯炯有神,对自己的见解,坚信不疑,有一种罕见的力量在,令人永远难忘。他谈锋甚健,论古说今,议论风发,金声玉音,满室生辉。”〔6〕175第二天一早,吕思勉亲自领学生去访常州府中学堂旧址,故地重游,师生俩回忆起了当年教书、读书的情景,心情格外高兴。常州府中学堂民国后改名为常州第五中学,吕思勉叫钱穆为该校学生作演讲,钱欣然应命,在学校一广场上谆谆告诫那些青年学子:
　　此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盛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3〕62
　　此时的钱穆,望重学林,其学术地位已不在乃师之下,而句句以学生自居,对其师尊重和推崇的虔诚之心表露无遗。讲演完毕后,吕思勉还兴致勃勃地带钱穆去街坊品尝常州土特食品,师生情谊深厚,可见一斑。
　　二
　　在中国现代史坛上,吕思勉与钱穆都精于考证,以治通史名家,师生之间在学问上互有影响。比如,在评价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和方法上,两人就有不少相同的见解。早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前,学术界围绕着井田的有无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胡适称古代中国并没有均产的井田制,“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是孟子“托古改制”想象杜撰出来的。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则认为《孟子》一书所记是可信的史实,不能轻疑。吕思勉也参加了这场讨论,他在1920年8月的《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论货币与井田——给廖仲恺、朱执信的公开信》,对胡适完全否定井田制的存在深不以为然,指出“曾经推行天下,绵历千载之井田,自然无有;而行之一时一地之井田,则不能谓其无有也”。认为全盘怀疑古代的历史记载,“未免武断”。近代以来,疑古之风盛行,不少学者怀疑先秦秦汉的古籍为伪造。比如,近人都认为现存的《尉缭子》、《六韬》是伪书,吕思勉则认为两书“皆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对疑古过头的学风持批评态度。1941年,吕思勉与顾颉刚的学生、古史辨派的后劲童书业合编《古史辨》第七册,书中三分之一的内容由其亲自校阅,而且还把自己全部讲古史的论文送入该册发表。不过,吕思勉本人并不属于古史辨派这一阵营,他治古史的理论也与该派的主张大不相同。他在《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一”中提出古史既有“层累造成”的一面,同时又未尝没有“逐渐剥蚀”的一面。在后来所著的《中国史籍读法》中,他明确提出:“读古书的,于近人所谓‘层累的造成’之外,又须兼‘逐渐的剥落’一义言之,方为完备”,主张疑古、考古、释古三者并重。钱穆早年受过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提携,他考辨古史的方法曾受过该派的影响,对其理论多有赞同,30年代中后期转向了对该派理论的批评。〔7〕他在《国史大纲》第一编“上古三代之部”中,针对顾颉刚“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他说古史固然有“层累造成”的一面,同时也有“层累遗失”的一面,层累造成的伪古史固应破坏,而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应探索,不能只注意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吕思勉“古史逐渐剥落说”与钱穆“古史层累遗失说”大体相近,钱穆的《国史大纲》成书于1939年6月,又是经过其师作最后的校订,我们推测在这一问题上,吕思勉的观点极有可能是受了学生钱穆的影响。
　又如,在治古史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上,两人也有不少相同的见解。钱穆喜治古史地理,尤重古史地名的考证,写过《周初地理考》、《秦三十六郡考》、《古三苗疆域考》、《楚辞地名考》、《黄帝故事地望考》等考证古史地名文章,并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研治古史地名的理论与方法。他说:“治古史的应该看重考地的工作。而考论古史地名尤关重要的一点,即万勿轻易把秦以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的地名,而应该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8〕282吕思勉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在历史上,地理形式不必和现在相同,把现在的地理情形,去解释史事,就要陷于误谬了。所以治史学者,对于历史地理,不能不有相当的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各时代地面上的情形和现在不同的,因以推知其时的地理及于其时人类的影响和现在的不同。”〔9〕301940年,钱穆隐居苏州藕园写《史记地名考》,曾专程到上海就一些古史地名问题向吕思勉请教,并提出有意要写一本关于治古史地理方面的书,吕思勉对钱穆的这项研究计划非常赞同,鼓励有加,认为“这是极紧要极好的事情”。〔9〕30
　　吕思勉与钱穆在治学上有诸多相通处,但歧异的地方也不少。比如在对待今古文经学的问题上,钱穆曾多次向其师请教问学,两人“往返长函几达十数次”。吕思勉在经学上,是一位今文学大师,谨守常州今文学派前辈的观点。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自武进庄氏、刘氏,以至最近南海康氏、井研廖氏,则破坏莽、歆所造古文经,以复孔子学说之旧也。今后学者之任务,则在就今文家言,判决孰为古代之真事实,孰为孔子之所托,如此,则孔子之学说与古代之事实,皆可焕然大明。”〔10〕675又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书,“于重要事实,考辨甚详”。〔11〕7钱穆不信古文经为刘歆伪造,其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主要是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作的,该文以年谱的著作形式排列了刘向、刘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用具体事实揭橥《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二十八处,凡康文曲解史文、抹杀反证之处,均一一“著其事实”加以批驳。所以,在刘歆是否伪经这一问题上,钱穆不赞同吕思勉的观点,曾多次写信向其师“加以质疑问难”,“各累数万字”。吕思勉在最后一封回信中说:“君学可比朱子,余则如象山,尽可有此异同。”〔3〕61
　　再如在通史的写法上,吕思勉主张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主线,钱穆则强调以政治制度为“主脑”。《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撰写的第二部中国通史著作,该书内容的编排次序是:先社会经济制度,次政治制度,最后是学术文化。吕思勉治史多把目光投注在社会经济方面,在他所撰写的通史和各种断代史中,这方面的内容所占的篇幅极大,这与钱穆治史多注意政治、文化有所不同。钱穆称通史的撰写“首曰政治制度,次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所以在他的通史著作《国史大纲》中,多以“上层之结顶”的政治制度和“中层之干柱”的学术思想为主要内容,不免忽略了作为“最下层之基础”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在这一问题上,他的老师也有批评之语。吕思勉在1946年写的一篇长文《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中说,“现存的学者中,我觉得钱宾四先生气象颇有可观,我惟觉得他太重视了政治方面,而于社会方面畸轻,规模微嫌狭隘而已。”
　　吕思勉与钱穆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截然异趣。吕思勉自述一生思想有三变,“成童时,最信康(有为)梁(启超)之说”,“笃信而想望者,为大同之境及张三世之说”。17岁以后,“服膺法家”,尤其是法家中“术家”之说,“以为凡事皆当藉政治之力改良之”。47岁,受老同学马精忠的提示,多读马列之书,服膺唯物史观。〔12〕223—2241943年,60岁的吕思勉在给女儿吕翼仁所写的长诗中就有“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之句,表达了对马克思的崇敬和仰慕之情。在第二年所写的《历史研究法》中,吕思勉公开宣称:“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并称“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做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9〕32钱穆早在无锡乡间小学任教时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他的老师吕思勉所不同的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而大加批评。1936年9月,钱在《中央日报》“文史副刊”上发表了《略论治史方法》一文,称“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经济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认为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把丰富多彩的历史仅仅看成是“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段,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在《国史大纲》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作了公开的批评,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多有攻击。师生二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同态度,也决定了1949年大陆政权易帜之时的不同选择。
　　1949年春,钱穆离开无锡南下广州之前,专程到沪上看望吕思勉,这是师生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50年代初,钱穆主持新亚书院时,师生之间仍有好几次书信往来,吕思勉劝学生回大陆教书讲学,对播迁海外的钱穆关心依旧。但钱穆拒绝了老师的好意,他在给吕思勉的一封回信中说:
　　老师一生劳瘁,无一日之余闲,现在年事已高,我做学生的不能为您尽一点孝心,不能为老师扫扫地,铺铺床,每想到此,心中总感到非常遗憾。老师劝我沪港两地自由来往,这是我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13〕264
　　吕思勉治史精勤,自言“性好考证”,自23岁以后“即专意治史”。一生著有二部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先秦学术概论》、《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以及大量的富有学术见解的史学札记(《燕石札记》、《燕石续札》等)。然而在近现代中国史学界,他的声名和学术地位远不及他的学生钱穆和“史学二陈”那样显赫,对此严耕望在《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一文中作了如下分析:
　　其一,近代史学风尚,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是扩大新领域,一方面是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吕思勉属于博赡一途,故不免为一般学人所忽视和低估。
　　其二,近代史学研究特别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包括发掘不常被引用的旧史料,把是否征引新材料作为衡量史著的重要尺度,而吕思勉的重要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并不去刻意征引罕见的史料,这也使一般人低估了他的论著。
　　其三,吕思勉生活的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莫不在北平著名大学任教。吕思勉长期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上海非学术中心,光华尤非一般学人所重视,再加上吕思勉是一个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致使其人其书不被时人特别看重。
　　吕思勉生前的学术声名虽不如二陈一钱三位显赫,但他实际上的学术成就绝不在他们三人之下。严耕望认为,仅就吕思勉四部断代史而言,每部书前半部综述这一时代的政治发展概况,后半部就社会、经济、政制、学术、宗教各个方面分别论述。前半部有如旧体纪事本末,较易完成;后半部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则不同。除政制外,多无所凭藉,无所因袭,所列章节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赡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此等成就,实不易达。尤其是以一人之完成四部断代史,此等魄力与毅力,实在令人惊服。在前辈成名史学家中,除吕思勉外,恐怕都难做得到。严耕望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
　　吕思勉一生有不少弟子,如战国史专家杨宽,魏晋隋唐史专家唐长孺,唐史专家黄永年,文献学专家胡道静等。在众弟子中,似乎只有钱穆最近乃师,师生二人皆走博通周赡之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上有极高的造诣。诚如一些论者所言:“在现代中国史学,兼有中国通史和断代史著作的史学家,可谓寥若辰星,而吕思勉与钱宾四师弟两人都耀列其间”,“维系了师生传承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史学学脉”。 〔14〕评注释
　　〔1〕本文得到了上海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的民间文化生态”(A.15-A011-09-001)的资助。谨致谢忱!
　　〔2〕此为严耕望先生的提法。他说:“民国以来,中国史学界名家辈出……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旨均深。”参见氏著:《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序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
　　〔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胡嘉:《钱师音容如在》,江苏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5〕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转引自张耕华:《史学大师吕思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7〕参见陈勇:《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学术月刊》2000年5期。
　　〔8〕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
　　〔9〕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参见《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0〕吕思勉:《答程鹭于书》,《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1〕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
　　〔12〕参见吕思勉:《自述》,俞振基编著:《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的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13〕此信在“文革”中毁失,信中内容据吕思勉的学生李永圻回记而来,信的最后一句是:“临颖不胜故国神驰”,署名“梁隐”。参见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
　　〔14〕罗义俊:《中国史学的学脉——吕思勉与钱宾四》,《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