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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史学家柯劭忞

来源:华夏文化      2008年2期   

  柯劭忞(1850~1933),字凤荪,又字凤笙,晚年号蓼园。山东省胶州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
  柯劭忞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柯培元是清嘉庆、道光年间有名诗人,通晓天文、地理、兵书、阵法,有多种著述。其父柯衡在经、史、诗文方面颇有造诣,著有《汉书七表校补》、《旧雨草堂诗集》等。其母李长霞更是博学多才,被誉为“诗古文词,冠绝一世”(《潍县志稿》卷三十二《侨寓》。后面的引文出于该书者不再另注),有《錡斋诗集》、《文选详注》及《錡斋日记》传世。在这种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柯劭忞自幼就显露出一定的文才,七岁时写下了颇有意境的诗句“燕子不来春已晚,空庭落尽紫丁香”。当然,柯劭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也很重视,咸丰十一年(1861),为避捻军之乱,柯劭志一家从原籍迁潍县,在流离变乱中其父母仍“听夕教子女以经史文章之学,无少间”,平日的教育可想而知。而柯劭怒本身的勤奋好学也令人称颂。徐一士在《谈柯劭忞》(《一士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一文中说他“沈酣典籍,近于入魔”。有年冬天,“柯氏坐近炉火,衣袖误被燃着,而柯方执卷讽诵,神与古会,毫无知觉”。其聚精会神的学习情态可见一斑。
  像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柯劭忞也走上了一条科举求仕的道路,而且仕途顺利。同治四年(1865),柯劭忞入县学为生员,后以高才生的身份应召人济南尚志书院读书。同治九年(1870),柯劭忞在乡试中中举人,受到名儒朱肯甫的赏识。不久,朱肯甫视学四川,柯劭忞随行襄助科举事务。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广交各省学吏,并往来于晋、粤、辽东等地,应聘担任书院主讲,阅历和学识都有较大增进。
  光绪十二年(1886),柯劭忞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曾与郑东父共同研究《春秋谷梁传》,又为其岳父吴汝纶订正了《尚书故》四册,并着手广泛搜集元史资料。
  光绪二十七年(1901),柯劭忞任湖南学政,后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撰文、侍讲、学部参议、学部左丞、典礼院学士、资政院议员、日讲起居注、政务处行走、懋勤殿行走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柯劭忞又受清政府派遣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先后任贵州提学使、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署总督监、贵胄学堂总教习等职。宣统三年(1911),又奉命任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民国成立后,柯劭忞开始隐居不仕,后曾任约法会议议员。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赵尔巽任馆长,柯劭忞应聘任总纂。赵尔巽去世后,柯任代馆长。1925年,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并亲自编撰经部易经类提要一百五十二种。另外,柯劭忞还曾任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柯劭忞一生仕途顺利,任职颇多,大都属于文化教育方面,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柯劭忞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独立编著了辉煌巨著《新元史》。
  明朝建立不久,照例编修前朝历史《元史》,但该书仓促成书,没有详加考核订正,也未曾利用《元朝秘史》、《皇元圣武亲征录》等重要史料,对蒙古族的起源发展及中西交通等重要史实多未叙述,译名、史实也存在不少错误,更有甚者,将一人误为两人分别立传,且详略不当,编次混乱芜杂,是二十四史中最差的一部。因此,自《元史》成书以来就不断有人提出批评,很多人曾予以订正或补遗,也有人想重修。连当时参与编修《元史》的朱右也曾著《元史补遗》十二卷予以纠补,可惜此书已佚。永乐年间,学者胡粹中又著《元史续编》一书。明代学者虽对《元史》不甚满意,但因该书系“昭代所修,未敢议及”,因此仅作正误、补遗、续编等工作。清初,浙江仁和的邵远平曾参阅元朝典籍,撰《元史类编》四十二卷,但只成纪、传而无表、志,未刊行。乾隆年间史学家钱大昕计划重修《元史稿》一百卷,仅完成《艺文志》和《氏族表》。鸦片战争前后,湖南邵阳人魏源接触到一些西方史籍,撰《元史新编》九十五卷。他利用了《元朝秘史》、《经世大典》等新书,对中国本土的史实订补极详,但没有吸收当时外国人所辑的关于三大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的有价值史料。魏源同乡曾濂又以《元史类编》、《元史新编》为底本写成《元书》一百零二卷,不过史料价值不大。19世纪八九十年代,清外交官洪钧利用出使德、俄等国的机会,搜集了西方一些有关于蒙古的史料,写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屠寄也大量吸收外国资料,撰《蒙兀儿史记》一百六十卷,对洪钧书缺者,多能补充,对西北、西南诸汗国的沿革和地理都有详尽的考订,对蒙古各部的记载也较洪书为详,元朝大事,也多有他书未载者,但该书错误仍然不少。除以上著述外,当时还有汪辉祖《元史本证》、沈曾植《元秘史补注》、李文田《元朝秘史注》、高宝铨《元朝秘史李注补正》等。这一系列修改或补充元史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克服了《元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推动了元史的研究,但它们仍然存在着记事简略、有目无篇、遗漏讹误等诸多缺失,不很令人满意。重修一部史实详尽、完整系统的元史仍是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一大重任。柯劭忞克服公务繁忙等重重困难,在前人及当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毅然担负起重修《元史》的浩大工程。
  自进入翰林院后,柯劭忞便长期在清政府的学术文化机构任职,这为他撰写《新元史》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任职期间,他锲而不舍地搜集研究有关元史的新旧资料,为编著《新元史》作了充分准备。民国成立后,他“闭门谢客,一意著书”,广泛吸取中外各种元史资料,利用明清两代的元史研究成果,综和《元史》、《元朝秘史》、《经世大典》残本、《元典章》等文献,参考与元史有关的金石、笔记、文集等材料,博采众家之长,经三十多年努力,终于在1920年完成了《新元史》的初稿,由北洋政府教育部进呈总统徐世昌。1921年,徐世昌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命令:“应准仿照《新唐书》、《新五代史》前例,一并列入正史。”此后,《新元史》经过修订,在徐世昌资助下刊印发行,与先前的“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成为正史之一。
  《新元史》规模宏大,共二百五十七卷,附目录一卷,包括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一百五十余万字。该书沿用了《元史》一书的体例,在细目和内容上多有增修,纠正了《元史》中的不少错误。如本纪中增加了《序纪》,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蒙古立国以前的历史,此外还增加了《昭宗纪》等;表中,将《宗室世系表》、《诸王表》合为《宗室世表》,并增加了《行省宰相年表》;又把《礼乐志》一分为二,删除了《祭祀志》;列传部分,将《儒学传》分成《儒林传》和《文苑传》,删《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增《韩林儿传》、《夷蛮传》等,有些类传增加了人物,又别立《夏贵传》;诸志内容较详细,纠正了《元史》志中不少错误。


  《新元史》刊行后,受到中外史学界的一致关注。李思纯在《元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75页)中说:“盖明清两代凡六百余年之一切学者士大夫所耗竭心力而未完成者,柯氏以半生之力,集其大成,可谓伟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它“体大思精,熔铸新旧史料”(《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1924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也因《新元史》取得的成就,赠给柯劭忞文学博士称号。论文审查报告指出:“作者柯君,承袭诸家之后,参考诸家之著述,修改《元史》,表面似易成功,实际则等于群雄割据迭兴之后,而成统一之功,其为难处正自不少也。”学者们对柯劭忞所作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肯定《新元史》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其缺陷。柯劭忞生于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世,深受传统史学影响,史学观念陈旧,未能超越时代和思想的局限。在体例上,《新元史》也一袭旧史,没有创新。另外,《新元史》应补未补之处尚多,对外交资料的利用也不充分,引文未注出处,这些不足,柯劭忞有《新元史考证》五十八卷作了弥补。《新元史》刊行时,限于篇幅,将原文中的考异和引据出处悉行删除,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从总体来看,《新元史》尽管优劣互见,其成就还是主要的,不容抹煞。


  在《新元史》的写作过程中,柯劭忞为增添一些新史料,除使用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外,又选了德人艾德曼所译波斯人拉施特的《史集》、阿美尼亚人多桑的《蒙古史》等著述,后据此编成《译史补》六卷出版。


  另外,柯劭忞为《清史稿》的最后成书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负责本纪部分的总阅稿,而且整理了《儒林传》、《文苑传》和《畴人传》,独自撰写了《天文志》,并指导天文台人员撰写《时宪志》,还撰写了部分人物传记。当时因政局混乱,经费不足,修史工作时断时续,参加编写的人员变动很大,而柯劭忞先生一直参与其中,并在赵尔巽去世后任代馆长。1927年,《清史稿》编纂完成,次年刊印出版。因系初稿,又未获当时政府承认列入正史,于是只仿王鸿绪《明史稿》例,称为《清史稿》。赵尔巽在序言中说:“盖此稿并非视为成书也。”《清史稿》共五百二十九卷,附目录一卷,仍沿用纪传体体例。因主持撰修《清史稿》的人员多为清朝遗老,故该书观点陈腐反动。另外,《清史稿》错误缺漏之处很多,剪裁组织也不完善。尽管如此,《清史稿》比较详备系统地汇集了清朝的史实,补足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的历史,仍属研究清史的基本资料,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清史稿》在编辑思想和表现形式上都是历代正史的延续,史学界颇有仿照《新元史》之例的主张,把它并人“二十五史”,从而合为“二十六史”,这样,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就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柯劭忞先生独立完成了“第二十五史”《新元史》,又对有“第二十六史”之称的《清史稿》的最后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史学成就有目共睹。


  柯劭忞先生一生勤奋,学识渊博,“凡经、史、词章、小学、天文、历算、金石,无不精通”(王森然语),已出版《译史补》、《新元史》、《新元史考证》、《春秋谷梁传注》、《蓼园诗抄》、《续诗抄》多种著作,未出版的还有《说经札记》、《尔雅注》、《后汉书注》、《文献通考校注》、《文选补注》、《蓼园文集》等。另外,柯劭忞还在胶州、掖县、平度等地留下了大量碑记、游记、诗文等,散见于这些地方的志书或其他史籍。由此可见,柯劭忞不愧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多才多艺的文化学者和有成就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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