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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为蒋介石“献九鼎”闹剧

来源:古今故事报·蓝版      2009年46期   

  1943年年初,中国驻美国大使魏道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即“中美新约”)。与此同时,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也和英国驻华大使以及印度代表,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即“中英新约”)。这两个条约在同一天公布,似乎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盟国的中国以自己的坚持抗战而获得的权益。
  中国的抗战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半殖民地地位的彻底改观,不过却足以使一些人产生虚骄的心理。蒋介石就对这两个条约的签署自鸣得意,不免自视为是孙中山最不负使命的继承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云云。有了这段心态的铺垫,当时的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窥测得真切,于是在手下几位科长杨西昆、袁其炯的怂恿下,急忙着手在两个条约签字的一周年之际,举行一个所谓“献九鼎”的闹剧,以庆贺所谓中国的“外交胜利”。
  九鼎,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象征国家政权的重器。此时,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意思,显然也有“劝进”的味道,正合彼时“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宣传需要。于是,国民党中组部组成“献九鼎”的筹委会,真的铸起鼎来。国民党各工矿的党部代表悉数奉命参加,最后决定,由卢作孚的民生机器厂负责铸造,费用由各工矿党部平均承担,设计和监制人则是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
  马衡设计的九鼎,取康鼎之形,鼎台用四川所产之楠木制成,上刻蟠螭纹式。1944年9月,九鼎铸成,只是还少一篇铭文。据程千帆先生回忆:当时四川有许多老先生擅长此道,但都不愿献丑,最后请来顾颉刚先生,“他大概迫于压力,答应了。”就是这篇鼎铭,害得顾老在解放后作了自我检查。当时杨佛士先生对其很不满,说“顾颉刚这个人在五四时代考证大禹是条蛇,怎么能把禹受九鼎让他来写!”
  顾颉刚先生撰写的九鼎铭文如下:“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
  九鼎告成,献鼎仪式也已商定,时又恰逢中、美、英、苏四国在莫斯科签署《关于普遍安全宣言》之际。这一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试图确立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文件之一,中国能得以参与,自然是颜面上非常好看的,无形中也为中国元首蒋介石提高了声誉。他的人气指数也急剧上升,甚至当时国际社会还有“五大领袖”之称,即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蒋中正、戴高乐。蒋介石被赫然排在国际大国领袖的第四位,在亚洲居于印度的尼赫鲁之前而称第一。但说到底,大战的结局只是苏美两霸分赃天下的事实,“三巨头”尚且只是个虚晃的招牌,更何况“五大领袖”乎?不过,不明就里的国民党一帮人马,却为表面的荣华所迷,急着想给蒋介石抬轿子,决定提前进行“恭献九鼎”的仪式。为了确保无误,当时还请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到现场拍摄纪录影片,又在1944年1月10日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纪念周活动上,进行了“恭献九鼎”的预演,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一起出席观看,朱家骅、何应钦、王东原三人分别主持。
  就在仪式进行当中,献至第三鼎时,在后台休息室中的蒋介石突然勃然大怒,将朱家骅叫进去詈骂:“这是无耻!”等到朱家骅等醒过神来,才知道闯了大祸。朱家骅只好匆匆宣布献鼎仪式预演就此结束。此时,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跑到主席台上,大声训斥道:“今天这种行为是给我的一次侮辱!这种做法不仅是给我的侮辱,也是给党的侮辱!这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
  为什么蒋介石会骤然大怒呢?原来国民党此时内部发生了内讧,朱家骅的政敌适时向蒋告状:顾颉刚所作的铭文中后四句第一字合起来是“我载献宝”,那意思正好是四川人骂人的话,即“献宝”是用来讽刺那些装疯卖傻者的。“我在献宝”岂不是蒋介石变成了憨大一个?蒋听了之后当即大怒,一脚踢翻了一鼎,随即把朱家骅叫进来训斥。
  其实,蒋介石变脸并不仅是针对铭文,早在沸沸扬扬的铸鼎和选美女献鼎的闹剧时,外界已经有了不少非议。有说蒋介石是步袁世凯后尘的,也有说国民党的无耻是莫过于此的,甚至国民党中也有一些明白人以为不妥。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也事先劝阻过,他以为“古人说鼎革,是先革而后有鼎。现在国家仍多难,暴日入侵,以鼎为献,非其时也,且易引起陈旧意识”云云。此时,就是蒋介石自己也悔于当初“失察”,草率在朱家骅“献九鼎”的呈文上只批了一个“阅”字,以致难以收拾局面。
  不过,“献鼎”的闹剧却由此住手了。(摘自《破解历史上的种种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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