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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们的梳妆台

来源:民间故事选刊      2007年10期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出产了那么多著名的美男,也没有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男子对仪容之美的追求达到如此狂热的地步。在其他历史时期,史传记载男子仪容,至多说一句伟岸魁梧、相貌堂堂,而在此期,名士要长成一个“玉人”,才会被人津津乐道。王羲之见到一位美男名士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面如凝脂,目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篇的美男典籍《世说新语·容止篇》,其中对美男的描绘和赞誉,无所不用其极,足可令后世上的形容词完金失去生命力。
  
  美男的标准是“玉人”
  
  此期的时尚男子“无可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颜氏家训·勉学》)。现在的“城市新男人”们玩的香水、美容、名车、恋物癖甚至磕药(魏晋豪门中最流行的事情之一就是服用寒食散,吃完以后“身轻行动如飞”)、性解放,老祖宗们早就都玩过了,并且玩出了境界——望之如神仙。
  美男的标准是“玉人”、“璧人”,最妙的就是谈玄的时候“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当然要白,要更白。汉代的男子已经开始傅粉,起初是幸臣的行为,“孝惠时郎侍中皆傅脂粉”(《汉书·佞幸传》),到东汉末年,士人也开始傅粉,《后汉书·李固传》称其“胡粉饰貌,搔头弄姿”。这个时候,对傅粉男子的描写还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到了魏晋,傅粉之风已经普遍存于上层士族中间,不足为怪了。史书这样记载曹植初见邯郸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讫”(《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此时的子建,正处于人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期,一个风流自赏、任性放诞的翩翩佳公子。
  曹植的傅粉,也许尚带有因表演需要而粉墨登场的性质,而作为曹操养子兼驸马的美男学者何晏,傅粉就完全是出于自我修饰的需要了。很不幸,大家一说起何大人,往往不是他的学术造诣或者政治作为,却是“傅粉”二字。不过谁叫他“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呢?何郎的玉手既然须臾不离粉盒,他的大名自然也与傅粉二字永远不能脱离关系了。
  《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了一个著名的类似娱乐新闻的故事:“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好事的皇帝也许是出于妒忌心理(正可见社会上对美的重视程度以及傅粉的普遍),大夏天的让何晏吃热汤面,粉自不去手的何晏居然没有被逮到,看来安全措施做得十足。“傅粉何郎”,作为诗词歌赋中一个重要的典故,屡屡被用来形容人与物的皎洁美丽。甚至用来吟咏花的玉雪可爱,宋人彭渊材咏海棠诗云:“雨过湿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黄庭坚的“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苟令炷炉香”更是名句。以美男喻花,不是六郎如莲花,而是莲花如六郎。六郎张易之,也是“傅粉施朱,衣锦绣服”的主儿(《旧唐书·张易之传》),不过唐朝以后,傅粉多是男宠行径,已非名士所为了。
  
  熏香是名士们必不可少的功课
  
  “日烘苟令炷炉香”,暗香浮动也是此期美男的一个硬性指标。现代时尚男少不了一两瓶海洋或者森林香型的香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们要做的功课更复杂,需要用香炉来熏衣服。现代时尚男或许会熏人一跟头,惹人腹诽,古代名士则比较倒霉,曹丕一不小心用错香型,被坐骑讨厌,居然吃了皮肉之苦(《魏志·朱建平传》:“帝将乘马,马恶衣香,惊啮文帝膝。”)。正如傅粉与何郎如影随形一样,与熏香二字结下不解之缘的则是上面提到的苟令,其惊人事迹是“至人家,坐处三日香”(《襄阳记》)。其留香之持久,真让现代的香水制造厂商汗颜。李商隐就有点疑心苟家中的熏炉需要频繁地更换香料(“苟令熏炉更换香”《早梅》)。然而晋代的香料更令人咋舌:“时西域有贡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晋书·贾谧传》)相较而言,佩戴香囊,更为简便,同时也是漂亮的饰物。《世说新语》说:“谢遏年少时,好著紫罗香囊垂复手。”与傅粉的风气仅仅限于魏晋南北朝名士不同,佩戴香囊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清代,黛玉就生气铰了给宝玉做的香袋。
  
  外重修饰,内重调理
  
  除了上面所说的外表修饰以外,魏晋南北朝名士也注重以内养外、通过饮食调理容颜。服用寒食散。便是他们的极端方式之一。服散是此期贵族中风行的生活方式,这固然是为了追求长生,但蔓显见的药效是刺激人面色红润。精神旺健。首先提倡服散的何晏就说:“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他的“美姿仪、面至白”无疑给寒食散做了活招牌,服散在追求姿容美的贵族中蔚然成风。
  魏晋南北朝名士对容貌的注重,有其历史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基础。自东汉以来,就极为重视人物品评,起初有政治上“选官得才”的实际用途,于仕途有极大关系。为了让操持舆论的名人“一见便识”,给出有利于自己仕进的正面评价。青年士人难免要注重修饰外表。余英时先生更提出:“魏晋以下士大夫手持粉自,口习清言。行步顾影之风气悉启自东汉晚季,而为士大夫个体自觉高度发展之结果也。”(《士与中国文化》)将对仪容之美的追求与士人个体自觉相联系。此外,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同性恋的两大高峰期之一(另一个时期是明清),同性恋男子远较异性恋注重仪容,虽然魏晋名士对美的追求未必是好男色的结果,然而难免让人隐隐疑心断袖之风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对美的过分的追求,或许总带着不祥之气。美如何晏,“好服妇人之服”,被另一位学者傅玄斥为“服妖”,而何晏也果然不得善终,被砍了头。而整个社会对美的长期过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了国家的积弱。明代即有学者指出:“晋重门第。好容止,士大夫手持粉白,口习清言,绰约嫣然,动相夸饰,鄙勤朴而尚摆落,晋竟从此云忧。”(屠隆《鸿苞节录》)偏安一隅后的南朝士人仍以柔弱为美,无力抵挡“关中之人雄”的北军,遂至于亡。
  
  选自《大众科技报》200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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